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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儿童一生中能够提高其社会地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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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减贫成就,但不断增大的不平等程度已成为一大关切。经济改革是提升了中国农村经济机会的平等性,还是产生了不平等现象?在近期的一篇论文中(工作论文第7316号),Shahe Emran和我从代际流动性角度分析了中国农村的机会平等程度。
 
代际流动性衡量的是家庭背景对儿童所面临的经济机会及其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Becker和Tomes,1979),也衡量不平等在家族间的传递情况。我们对父辈地位的继承程度会对社会提供给我们的机会产生影响。
 
代际不平等与同一代不同家庭之间的不平等有着较强联系。我们可以假设两个极端案例:一个是某人发展所处的高流动性社会与其出生时的经济状况无关(如“美国梦”概念所体现的是一个充满平等机会的社会);另一个是高度“僵化”的社会(如古印度的等级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孩子的命运在其出生时就已确定)。大多数国家位于这两个极端案例之间。
 
在本论文中,我们介绍了关于中国农村在14年间(1988-2002)代际教育和职业流动性的实证资料。本文中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果我们对中国农村的两个画面进行比较,平均而言,中国农村社会在经济上的流动性随着时间推移是变得更强呢还是更弱呢?鉴于要找到父辈的收入和消费数据极其困难,因此我们把教育和职业用作衡量经济地位的两个主要指标,因其决定个人财富状况的两个最重要指标。
 
我们发现,受教育程度方面的代际流动性对女儿而言基本保持不变,对儿子而言则出现大幅削弱。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父母所受教育对2002年儿子所受的学校教育具有因果影响。
 
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职业从农业向非农行业流动的程度有显著提高——到2002年,农民的子女不再可能成为农民,即便1988年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坚持其职业选择。
 
政策意义

我们发现,教育和职业流动性方面存在相背的趋势:1988年至2002年间,中国农村的代际职业流动性显著增强,人们因此所得收益在男女两性间平等分配;但代际教育流动性对女儿而言基本保持不变,但对儿子而言则出现大幅削弱。
 
针对我们所观察到的代际延续性格局(这一点可在今后研究中作深入探讨),我们提出了若干可能的解释。就需求侧而言,对农村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足够大,大多数农村非农职业只要求劳动力具备小学以下学历;到2002年,教育已不再是制约农村儿童今后参与非农活动的一个因素。
 
教育流动性未得到提升可归因于若干因素,包括教育的直接成本增加、继续接受学教教育的机会成本增加等等。 尽管中国于1986年通过了《义务教育法》,但该法的执行进度不一,农村地区的执行进度总体滞后。此外,随着地方政府预算控制力度加大,地方经济条件与村级受教育机会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强。教育成本增加自然而然地会增强受教育程度的代际延续性——只有较富裕的农村家庭能够供子女上大学。可能推助教育不动性的另一个因素是经济改革之后中国农村儿童返校接受教育现象日益增加。
 
2004年以来,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支持农村教育的新政策,包括“一费制”政策及免除了贫困线约1400万农村贫困学生的书杂费(Kattan,2006)。在今后研究中,我们将采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的最新调查数据(2007年调查数据),再次分析这些变化是否提升了中国的经济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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