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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度不平等是破碎社会的一种 表征

Sri Mulyani Indrawati's picture
© Curt Carnemark/World Bank

不平等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的一个问题,无论其为富国、穷国还是中等收入国家。一些不平等问题可能是经济增长的暂时副产品,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以相同的速度同时致富。但在大多数人都受到经济和社会萧条的影响时,不平等问题将对个人和整个国家的发展构成真正威胁。

因此可以说,高度且持续的不平等不仅有悖于道德规范,而且还是破碎社会的一种表征。它有可能导致难以根除的贫困问题、遏制经济增长并引发社会矛盾。这也正是世界银行的目标不只是终结贫困还要促进共享繁荣的原因所在。

对于不平等的讨论往往集中在收入差距上,其实其他方面的不平等也同样值得重视。

首先为机会的不平等,其代价高昂且影响严重。这意味着孩子们从其出生的那天起就处于不利境地。例如,我的祖国印度尼西亚的近期证据显示,现今三分之一机会不平等现象归因于人们出生时所处的环境。

事实上在许多地区,比如说出生在农村地区的女孩子,如果她的父母很贫穷或属于边缘化人群或种族,她将可能拥有更少的机会,并且更加有可能在将来也成为贫困人口。有限的机会制约了经济的流动性,造成跨代贫穷,并通过抑制大多数群体的潜能而抑制经济增长。这正是我们帮助各国提供能够惠及所有人群尤其是最贫穷40%人口的基本服务的原因所在。

在解决不平等问题的过程中,第二个重要问题是排斥问题,包括真实排斥和感知排斥问题。例如与具有相似不平等收入水平的其他地区的人群相比,中东东欧一些地区的人们会感到更不满意并对其未来更为悲观,这暗示着人们对日益恶化的经济流动性的普遍认知,以及对不公平和社会正义感缺失日益增强的感知。因此我们在该地区的发展援助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援助”,而旨在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契约,同时促进包容性增长并创造就业机会。例如在突尼斯,我们的工作是对“阿拉伯之春”运动之后的转型目标提供支持。

那么,如何才能最有效地解决不平等问题?它需要良好政策、良好治理和良好制度的正确组合。乌克兰、印度尼西亚、秘鲁埃及埃塞俄比亚等国都要求我们在上述领域与其进行合作。这通常意味着要消除障碍,如目标不明确且多余的能源补贴、低效的公共支出或质量低下的服务。

但在解决不平等中最重要的问题,可能是良好的领导。首先,领导人需要明白,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分享繁荣具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意义。例如缩小性别差异能够使巴西经济增长14%,而在埃及该数值则高达25%。最重要的是,如果通过提供良好的医疗和教育服务满足儿童和青年的需求,则可以取得类似效益。

最终,世界各国领导人必须勇于面对本国现状,主动应对能力有限、腐败、问责制缺失和“精英掌控”等问题构成的共同挑战。

解决不平等问题,需要领导人准备做出一些必要的、有时并不受欢迎但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显现效果的决定。归根结底,需要那些有勇气和有政治意愿的领导人根据大多数人生活状况改善情况而非根据一小撮亲信或关系密切群体的情况来衡量其成功度。

本文最初刊登于《波士顿环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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