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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对发展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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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各种原因,经济学家避免太过深入地涉猎文化概念及其与经济发展的联系。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文化在指导某一人群沿着某一特定路径前行方面发挥一定作用,但正如Landes(1998)指出的,因有可能被诠释为对某一特定文化的含蓄批评而引发的不愉快阻碍了更广泛的公众讨论。

正如我们在近期的一篇论文中所探讨的,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松涉猎的议题。首先,人们会碰到定义难题。定义越是包罗万象,其对阐释发展模式所起的帮助作用往往就越小。经济学家倾向于把文化的定义窄化为“族群、宗教团体和社会团体一成不变地代代相传的习惯性信仰”(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6)。这种定义方式侧重于在相当长时间内一成不变的文化构成要素,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受识别因果联系这一宗旨所左右。不足为奇的是,在关于该议题的最有见地的著述中,有些是由人类学家撰写的。Murdock(1965)坚持认为,文化由某一团体的成员共同拥有的习惯构成,是学习而非继承的产物。Woolcock(2014)重点介绍了社会学研究如何演变为把文化视为“形成由人们制定‘行动策略’所依托的习惯、技能和风格构成的清单或‘工具箱’”(Swidler,1986,第273页)。

第二个难题是,即便有了合乎常理的定义,人们也不得不直面文化同一性并非固定不变这一事实。人类学家所指的文化变革始于创新过程,其中文化借用或文化传播是迄今最为常见的现象。不过,文化变革也有可能由社会认可、选择性淘汰和融合等因素促成。

从政策角度看,文化具有延展性的方面更为有趣,因其采取干预措施提供了可能性。《2015年世界发展报告》介绍了多个干预措施案例。这些措施促成了文化变革且促进了福祉改善。其中一个案例是印度西孟加拉邦采取的政治上认可妇女地位行动。

在试图把文化释义用于经济发展过程中,还会碰到其它难题。

Huntington(2000)指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加纳和韩国在人均收入、生产结构和外国援助方面基本具有可比性。三十年后,两国的差异极为显著。Huntington认为,文化对解释这一差异可发挥重要作用:“韩国人把节俭、投资、努力工作、教育、有组织性和自律视为价值观,而加纳人有着不同的价值观。简言之,文化很重要。这一表述存在的问题在于其不能很好地有助于启动与加纳进行关于如何赶上韩国的对话。因此,国际金融组织和双边捐赠国回避安排关于文化规划的讨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除了表述方面的难题之外,“文化”实际上有可能掩盖了可发挥作用且更易发生变化的其它势力。加纳发展受阻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不良政策造成的呢?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投资者因政治不稳定相关的风险而不愿意作出长期规划。表面上看起来属于文化特质的,实际上可能是经济激励机制形成的且容易随着激励机制改变而改变的行为。因此,以前苏联为例,其国内职业道德缺失并非是某种根深蒂固的文化特质的体现,而是对某种环境做出的自然回应——在这一环境下,工资差距极小,晋升未与绩效挂钩,终身就业基本有保障。人们的职场行为完全与这些挫伤积极性的因素相吻合。

Sachs(2000)发现了对世界各地发展产生根本性影响且可与文化概念剥离的若干因素。例如,他指出了地理位置的优势(或劣势),譬如可获得自然资源、地处内陆或贫困地区、小区多变。Easterly(2006)讨论了因历史上国界随意划分对非洲国家造成的沉重负担。贫困与地理位置和气候、自然资源管理、种族多样性与人为边界之间的恶性相互影响的联系可能比其与纯文化因素的联系更为紧密。

受全球化影响,“公民更易受到其它国家成功行为的影响”(Porter,1990,第26页),地理位置、气候和自然资源因而逐步让位于知识、教育和新技术获取等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我们正在目睹一种基于如下价值观的兼具普遍性和全球性的文化逐步出现:民权和人权、性别平等、尊重产权、法治、认可市场力量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机制。

我们说教育与知识和技能的获取是两个可取的发展目标,这一表述适用于世界各地,也适用于各种当代文明。当然,各社会在把部分上述价值观纳入其政策、传统和制度的方式和程度上存在差异。例如,认可性别平等的积极作用并不意味着不同程度上深深植根于我们文化的性别不平等和不公正会骤然消失。然而,很少有人会不同意以下论断:性别不平等与现代化不同步,其存在会阻碍人类发展。要取得发展,不仅仅要在收入不断增加背景下减少贫困,增加经济机会,也要从根本上采用一套与人类道德水准提升相匹配的价值观。

参考书目:
Easterly, William. 2006. The white man's burden: why the West's efforts to aid the rest have done so much ill and so little good. New York: Penguin Press.
Guiso, Luigi, Paola Sapienza, and Luigi Zingales. 2006. “Does Culture Affect Economic Outcom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 23-48.
Harrison, Lawrence E., Samuel P. Huntington. 2000. Culture Matters. New York: Basic Books.
Landes, David. 1998.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Lond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Murdock, George Peter. 1965. Culture and Society.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Sachs, Jeffrey. 2000. Notes on a new sociolo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arrison, L.E., S.P. Huntington. 2000. Culture Matters. New York: Basic Books, 29-43.
Swidler, Ann. 1986. “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273-286.
Woolcock, Michael. 2014. “Culture,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6939. Washington: The Worl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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