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fferent assortments of seeds, wheat, corn, spices and dried fruit displayed in buckets or bags
图片: Eric Valenne geostory/Shutterstock

世界上最贫困的人口已经度过了异常艰难的两年。新冠大流行使减贫进展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逆转,而通胀上升和乌克兰战争又导致情况进一步恶化。我们估计,这几重危机的影响相互叠加,将导致2022年的极端贫困人口比大流行之前的预测多出7500至9500万。而在更悲观的场景中,2022年可能成为本世纪在减少极端贫困方面进展第二差的一年——仅好于全球贫困人口实际有所增加的2020年。

我们是怎样估算这些数字的呢?首先,我们假设所有家庭的实际收入与该国人均实际GDP保持同样的增速。我们用各国2020年的人均GDP增长率和2019年的家庭收入计算得出2020年的家庭收入。同样,我们用2022年4月宏观贫困前景中的人均GDP增长预测来计算2021和2022年的家庭收入。[1]

为了解大流行开始以来贫困情况的变化,我们还使用疫情爆发之前的增长预测来预测贫困数据,形成一个反事实序列。实际数据序列与反事实序列之间的差异即反映了大流行的影响(主要是 2020 年),然后又包括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如经济复苏(有些国家的复苏强于预期)、通胀压力和乌克兰冲突等(尤其是2022年)。

我们的基线方法假定价格上涨对一个国家内所有家庭的影响是平等的。不过我们知道,在有数据的所有国家中,80%的国家今年2月的食品通胀高于非食品通胀(Ha et al.,即将出版)。我们也知道,贫困家庭往往要将更高比例的收入用于食品支出。这意味着越贫困的家庭受当前通胀压力的打击越大,而我们的基线方法忽略了这一点。因此,我们的基线分析可能低估了当前危机对全球贫困的影响。不幸的是,目前还没有了解价格上涨对不同家庭造成的不同影响所需的通胀数据和家庭调查数据。

对高食品通胀对不同家庭的不同影响进行量化的一种方法是,在保持平均实际收入不变的同时,对收入分配的顶部和底部赋予不同的通胀冲击。我们利用一项对当前食品价格通胀在53个国家影响的模拟分析,采用分析中发现的最不平等影响,生成了一个全球范围的“悲观”情景。在这种情景下,每个国家收入最低的40%人口面临的通胀率平均比收入最高的60%人口高出3个百分点。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36个国家中,这大致对应着食品通胀是非食品通胀两倍的场景。

图1显示了基线情景和悲观的通胀情景下的全球贫困趋势。在这两种情景下,预计2022年的极端贫困人口将在6.57亿至6.76亿之间。大流行爆发之前我们的预测是2022年极端贫困人口为5.81亿。这就是说,新冠疫情危机、日益上升的通胀压力和乌克兰冲突将导致今年的贫困人口比大流行之前的预测多出7500至9500万。

图1:极端贫困即时预测,2015-2022年  

我们的分析存在不少局限性,而且前面提到的悲观情景充其量也只反映了短期影响。我们知道,家庭会通过改变消费模式来适应价格的提高,减轻通胀的影响。我们还知道,许多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贫困家庭是食品的净出售方,因此可能从食品价格的上涨中受益。工资也会调整,即使对城市贫民来说也是如此,而随着工资的增加,食品价格冲击的影响将会减轻。因此,一些对以往重大食品价格危机的影响加以分析的贫困评估显示,长期来看,食品价格上升是驱动减贫的一个因素(参见柬埔寨孟加拉国印度乌干达埃塞俄比亚的贫困评估)。

然而,事情在好转之前可能先会变得更糟。通胀预测肯定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为了估算如果食品价格上涨速度快于预期会造成什么情况,我们使用了来自71个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家庭调查数据,具体来说,是按五分位划分的不同收入群体的食品消费支出份额和平均消费数据。我们用消费对数值对食品消费支出占比进行回归,从而可对任何消费水平群体的食物支出占比做出预测(更多详细信息参见此图)。我们可将这种关系应用于各种家庭和国家,哪怕是那些没有食品消费支出占比数据的国家。这项分析显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要将约三分之二的资源用于购买食物,而对一个日收入约50 美元(高收入国家的典型收入)的人来说,这个比例大约是25%。我们可以使用这些信息来估算食品价格上涨对实际收入的影响。

我们在图2中纳入了额外食品价格冲击可能造成的影响。这里考察了如果食品价格比目前预期水平高出1%、3%或5% 给全球贫困带来的影响。在我们的分析中,食品价格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都会通过食品支出占比这个变量导致家庭实际收入有相应减少。例如,如果一个家庭将其收入的一半用于食品,食品价格上涨1%会使家庭实际收入减少0.5%。同样,这里我们还是没有考虑家庭自己从事食品生产的情况以及通胀可能引起收入变化的情况,也没有考虑用通胀较低的食品进行替代的做法——如果只是部分食品价格迅速上涨,这种情况可能会比较突出。在这样的分析设定之下得出的结果可能反映了影响的上限。我们的具体估算结果是,食品价格每上升1%,极端贫困人口就会增加近1000万。

图2:额外的食品价格冲击可能产生的影响

政府可以通过社会保护政策减轻这种影响。然而与以前的高食品通胀时期有所不同的是,由于新冠危机期间已经实施了多种财政措施,政府的资源已经耗尽。对那些仍在疫情中挣扎的经济体来说,通胀压力到来的时机可谓再糟糕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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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感谢英国政府通过“应对极端贫困所需数据与实证资料(DEEP)研究项目”提供的资金支持。

[1] 请注意,这里20个国家有2020年家庭调查数据,一个国家有2021年家庭调查数据。但为了对所有国家使用统一方法,我们并未使用这些数据。如果在2020年全球极端贫困的测算中对这20个国家使用家庭调查数据,对其他国家使用基于GDP增长率的推算数据,这样得出的贫困人口将是7.07亿。两种方法的结果差异主要来自巴西——巴西家庭调查数据显示的2020年贫困率低于基于GDP的推测。

作者

Nishant Yonzan

ET Consultant, Global Poverty and Inequality Data Unit, DECDG, World Bank

Ruth Hill

Lead Economist, Poverty and Equity Global Practice, World Bank

Haoyu Wu

Extended Term Consultant, Poverty and Equity Global Practice, World Bank

Nobuo Yoshida

Lead Economist, Poverty and Equity Global Practice, Worl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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