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如何影响最穷国家庭 — 电话调查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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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有资格获得世界银行集团面向最穷国的下属机构国际开发协会(IDA)支持的国家(下文简称“IDA成员国”)就面临严重困境。世界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当前疫情期间,很多IDA成员国正首当其冲地受到疫情影响—— 最穷国遭受的货币性和非货币性影响可能比其它发展中国家更为严重。

为了对新冠疫情对IDA成员国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初步分析,我们采用了世界银行正在发展中国家开展的新冠疫情专题高频次电话调查的调和数据。此类全球调和数据现可从新冠疫情专题高频次监测“仪表盘”中获得,它们便于就一系列社会经济指标进行跨国和跨时段比较。采用这些数据进行的初步分析揭示,疫情对收入、就业以及人力资本造成的广泛影响有可能加剧富国和穷国之间以及各国国内特权阶层和弱势阶层之间业已存在的差异。

我们的结论基于第一轮高频次电话调查(截至2020年12月7日)的数据得出。此轮调查涉及24个IDA成员国,其人口约占目前有资格获得IDA支持的74国总人口的半数。比较组中包含20个国家,其人口约占IDA成员国之外的其它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的12%。由于这一国别样本的设计并非为了代表每个组别内的国家,因此读者应当避免把相关结论笼统适用于所有IDA成员国和非IDA成员国。

当前疫情期间,IDA成员国的家庭住户境况如何?

图1显示了疫情开始爆发后我们的样本中IDA成员国和非IDA成员国家庭的差异。图中所有数字均为指标可获得的每个组别中多个国家(包括IDA和非IDA成员国)的简单平均值。一些趋势值得关注。

  • IDA成员国家庭的收入损失比非IDA成员国更为普遍。

尽管我们的调查发现各国家庭都遭受了较大的收入损失,但IDA成员国家庭更有可能在疫情爆发以来遭受收入损失。平均而言,IDA成员国约三分之二家庭表示遭受了收入损失,非IDA成员国的这一比例为59%,但每个组别内部的差异较大(参见图2)。

  • 不过,IDA成员国家庭在疫情期间遭受停止工作影响的可能性小于非IDA成员国家庭。

IDA成员国平均29%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在疫情爆发前仍在工作,但在本次调查开始前的一周内停止了工作;非IDA成员国的这一比例为39%。IDA成员国比例较低的原因可能在于低收入国家的很多劳动者在非正规部门就业或自我就业,而且未被诸如失业保险等社会安全网所覆盖,因此承受不起停止工作,即便在收入很低情况下也是如此。

家庭收入损失也与通常来自在外地或外国工作的家庭成员的汇款减少有关。数据库中所有国家平均60%的家庭表示在疫情爆发以来经历了汇款减少,其中IDA成员国的这一占比高于非IDA成员国。

  • IDA成员国的粮食不安全问题更为严重。

IDA成员国平均51%的家庭表示家中有一名成年因缺钱在近30天中每天至少少吃一顿饭,非IDA成员国家庭的这一比例为34%。在4个IDA成员国,逾60%的家庭表示少吃了若干顿饭。尽管这一问题不能完全归因于新冠疫情,但世界最穷国在疫情期间较低的粮食安全水平是引发严重关切的一大原因。

  • IDA成员国的教育可及性受到严重制约。

此次疫情期间,各国的教育可及性随着其人均GDP萎缩而出现严重下滑,其中大多数IDA成员国的教育可及性很低(参见图3)。在除了两国之外的其它所有IDA成员国,家中有孩子在疫情爆发前上学的家庭中,疫情爆发以来完成学校布置的某项任务的家庭占比不到30%。学习机会严重丧失会对人力资本和未来社会流动性产生深远影响。

  • 女性受访者似乎更有可能停止工作。

在IDA和非IDA成员国,参与调查的女性受访者比男性受访者更有可能停止工作。相关数字暗示着在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方面存在显著性别差异,但需注意的是,在一些国家,调查受访者不一定代表全体适龄劳动妇女。

IDA成员国的住户和社会援助体系是如何应对新冠危机的?

图4从以下两方面给出了IDA和非IDA成员国的简单平均值:一是家庭为应对收入损失所采取的策略,二是家庭从公共和非公共(包括宗教)来源获得的社会援助。IDA成员国和非IDA成员国之间存在几点显著差异。

  • 为应对收入损失,IDA成员国家庭比非IDA成员国家庭更有可能动用应急储蓄或出售资产。

较贫困国家家庭采取的应对策略或许会对其未来承受经济冲击和创造收入的能力产生影响。

  • IDA成员国的社会援助比非IDA成员国更为有限。

IDA成员国的社会援助对家庭的平均覆盖率为14%,非IDA成员国的这一比率为30%。覆盖率存在较大差距——IDA成员国很多表示面临粮食不安全问题的家庭并未获得社会援助。社会援助覆盖方面的国别差异有可能反映了资源、制度能力以及已有公共安全网体系方面的差距。此外,相关数据只反映了新冠危机最初几个月的情况,因此要弄清一些国家安全网体系覆盖面扩大所产生的影响可能为时尚早。

我们的初步结论显示,平均而言,此次危机对IDA成员国货币性和非货币性福祉的影响可能要大于其它发展中国家。此次危机爆发后的头三个月,IDA成员国民众比其它国家民众面临更大的收入损失风险、更严重的子女学习中断以及更显著的营养不足;也更有可能采取对其脱贫和社会流动性产生长期破坏性后果的应对策略,并且不太可能在第一时间获得降低采取此类策略的必要性所需的社会援助。为缓解此次危机的影响并支持复苏,发展界必须优先满足最穷国的需要,为全世界履行到2030年终结极端贫困的承诺创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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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Nobuo Yoshida

Lead Economist, Poverty and Equity Global Practice, World Bank

Ambar Narayan

Lead Economist, Poverty Global Practice, World Bank

Haoyu Wu

Extended Term Consultant, Poverty and Equity Global Practice, World B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