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法律保护女性免受暴力行之有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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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近三十年前发表的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中,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指出,全球有1亿多女性消失了。尽管每个年龄组别中女性的预期寿命长于男性,但在世界很多地方,女性对男性之比大大低于男性对女性之比。近来,这一议题的重要性被放大了。新冠疫情期间,家庭暴力事件有所增加,原因在于女性更多地待在家中(Aguero,2021Leslie & Wilson,2020)。求助热线呼入量增加,女性获取法律援助也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各行各业的显著延误对已然不堪重负的法律系统造成了冲击。不过,在所有这些发生的过程中,我们希望探讨一个更大的问题:法律对遏制家庭暴力有一定影响吗?

家庭暴力的真实代价不可估量,其中包括在很长时间内都可能反复产生影响的身体和心理后果。很多人都试图量化此类后果。Anderson和Ray(2010)介绍说,2020年,印度因“伤害”导致的女性超额死亡(部分归因于家庭暴力)人数极大,达到了22.5万。Beleche(2019)发现,在墨西哥各省,将家庭暴力入刑的立法与女性自杀率显著降低有关。据测算,家庭暴力的经济代价约为4.4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总额5.2%——不论采用何种方法测算,该代价都很巨大。

反家庭暴力立法能够保护女性吗?我们在我们近期开展的一项研究中分析了这一问题。该研究探讨了159个经济体近25年间(1990-2014)反家庭暴力立法与女性对男性死亡率之比之间的联系。我们采用了世界银行《女性、商业与法律》报告中的反家庭暴力立法数据。根据该报告给出的定义,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情感或心理暴力、性暴力、财政或经济暴力。 如立法中未规定针对家庭暴力的制裁措施或保护命令,则该立法就不被视为满足了拥有反家庭暴力立法的标准。

数据揭示了两个重要发展方向。其一,1990年,研究分析的样本中只有4个国家通过了某种形式的旨在保护女性免受家庭暴力的立法。这一事实发人深省,因为很多国家的议会一百多年来持续开展立法工作,但保护女性显然未被视为立法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二,更令人鼓舞的是,通过此类立法的国家数量快速增加,到2014年已达89个,部分原因可能在于邻国通过立法带来的压力及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了各类联合国公约。

制定了反家庭暴力法的国家数

注:仅包括研究样本中所含的国家。

反家庭暴力立法与家庭暴力之间的概念性联系很直观,但在实践过程中面临挑战。拥有更多资源的女性往往拥有除虐待型伴侣关系之外的更好选项,也因此更有可能离开暴力型伴侣。基于这一认知,家庭内议价模型揭示,比男性拥有更好外部选项的女性得到更高的“威胁分数”,这使得她们能够威胁离开伴侣并因此而实质性争取到更少暴力机会。我们假定反家庭暴力立法能够提高女性的“威胁分数”并因此而降低与男性相关的家庭暴力发生率和女性的死亡率。不过,这一假定只有在法律得到执行或拥有可供女性在司法系统中找到帮助的可靠流程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成立。然而,也有不少理论揭示了相反的结果:女性拥有的自主权越大,家庭暴力发生可能性就越大。例如,Eswaran和Malhotra(2011)从进化理论中找到了一些证据:更大的女性自主权可导致“父系不确定性”,后者会激发配偶不安全感和嫉妒并因此而引发暴力。不过,通过提高伤害性暴力的代价,反家庭暴力立法仍可以遏制此类形式的男性不安全感引发的针对女性的暴力。

我们发现,反家庭暴力立法事关重大。根据我们最保守的本底估算,反家庭暴力立法与成年女性对男性死亡率之比较之其中值降低约2.27%有关。这一降幅转化为得到挽救的数以十万计女性的生命。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缺乏家庭暴力数据。此类信息很少收集,即便收集了,也极少得到公布。因此,按照我们的整体方式,我们选用了死亡率数据,因此覆盖面较宽。我们通过搜索亲密伴侣暴力数据对我们的结论予以补充,这些数据来自世界卫生组织,覆盖73国,可在2000年至2014年间按国别和年度获取。我们确认了我们的结论,即反家庭暴力立法与亲密伴侣暴力事件减少之间存在互联关系。

利用跨国专家组数据解析随机估算结果具有挑战性。我们在估算过程中设定了很多因素,包括发展水平、经济增速、女性对男性劳动力参与度和受教育程度之比、健康代用指标以及生育率。我们也考虑了制度的质量、对女性的政治赋权以及国内冲突等因素。我们还考虑了某一时点执行的法律对未来产生一定影响的可能性。最后,我们分析了诸如《预防、惩罚及消除针对女性的暴力公约》、《欧洲理事会伊斯坦布尔公约》等若干公约对推动法律改革所起的作用(这在技术上被经济学家成为工具变量),目的在于提升我们测算结果的准确性。换言之,我们把这些不完善数据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得出了一条关键结论:反家庭暴力立法在很多不同情况下都有效。

女性人口约占全球总人口半数。旨在改善女性福祉状况的法律和制度应当得到重视并摆在优先位置。我们的研究揭示,现有反家庭暴力立法可能已经挽救了很多女性的生命——在我们的分析覆盖的时期,所挽救的生命或许达到了成百上千万。这本身就是一大值得称赞的成就,同时也有可能产生了巨大经济效益。当然,反家庭暴力立法并不能反映全貌,而且应当被用作保护女性的诸多举措之一。随着时间推移,旨在遏制不良行为或巩固积极成果的法律可助推改变社会规范,并将成为旨在挽救生命的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

Asif Islam

Senior Economist, Office of the Chief Economist,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Region, The World Bank

Augusto Lopez-Claros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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