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万物，息息相关。
借用混沌理论的说法，一只蝴蝶在新墨西哥州煽动翅膀，可能在中国引起一场龙卷风。但是，在新冠肺炎（冠状病毒）出现后，在几乎没有任何蝴蝶效应的随机性的情况下，多米诺骨牌连续不断地倒下。实际上，出现的解释更为人所熟知：与人类相关的行动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野生动物与新发传染病
尽管科学尚无定论，但有一件事似乎毋庸置疑：起源于野生动物的新型冠状病毒设法突破了物种屏障，传播给了人类。马蹄蝠目前是主要嫌疑犯。蝙蝠可能将病毒传播给一个中间宿主，早期的理论指向穿山甲，这种披着鳞甲的食蚁动物的肉和鳞片被非法交易，其鳞片被认为有明显的药用价值。人类与中间宿主的接触促进了病原体的最后一跃，导致了一场大流行。在我撰写本文时，大流行已蔓延到140多个国家，感染人数超过15万，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促进新的致命病原体出现的因素
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起源和途径不应令我们感到惊讶。 2003年的非典疫情由果子狸传播给人类，果子狸在市场上作为宠物和美味佳肴被出售。 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症由骆驼传播给人类。禽流感、尼帕病毒、埃博拉、艾滋病毒……所有这些以及许多其他新发传染病（EID）都起源于动物并传播给人类，这种现象被称为人畜共患疾病。实际上，据估计全世界新发传染病事件中有60％以上是人畜共患疾病，其中绝大部分（超过70%）起源于野生动物。
正如冠状病毒疫情爆发所表明，源自野生动物的人畜共患疾病构成了巨大的公共卫生、生物安全乃至全球安全风险。
正如冠状病毒疫情爆发所表明，源自野生动物的人畜共患疾病构成了巨大的公共卫生、生物安全乃至全球安全风险。潜在的“穿山甲效应”表明，一种可避免的、相对温和的开始，最终导致不可避免的、影响极大的结局：存在于野外自然宿主身上的病毒，利用相互关联的事件形成的巨大链条得以在全球扩散，造成一场大流行。
首先，巨大的放大现象是暴露度上升。由于人为活动，我们对从未接触过因而毫无防范的病原体的暴露度大大增加，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使野生动物距离我们太近，或者使我们距离野生动物太近。第二种放大现象可能归因于全球化：一旦病原体溢出到人类，并且有足够多的个体受到感染，国际航班和游轮以及全球价值链又将那些被感染的人运送到全球的各个角落。
使野生动物距离我们太近：野生动物交易
据估计，非法野生动物交易是世界上仅次于毒品、假货和人口贩运的第四大非法交易犯罪。合法的野生动物交易受《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管辖，但其目的是确保此种交易不会威胁到野生动植物的生存。这两种类型的交易都成为巨大的传送带，将野生动物及其病原体传输到四面八方，增大了人类的暴露度，显著增加了传播机会。
非法交易可能是迫使感染新冠病毒的动物与人类接触的渠道
非法交易可能是迫使感染新冠病毒的动物与人类接触的渠道（如果穿山甲被最终认定为中间宿主，那将是一个反讽，因为它们是全世界交易量最大的哺乳动物，所有8个已知种群均列入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其中3个种群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野生动物被交易出售作为食物、零部件、宠物、传统药物以及其他用途使用。在世界许多地方，野生动物的消费和利用是根深蒂固的文化习俗。正如中国迅速禁止交易和食用所有野生动物所证明，强行限制人类对野生动物的暴露度是防止出现新发传染病的一个基本步骤。改善整个合法野生动物交易链的卫生条件，并对其销售和消费实行严格和安全的条件规定也是关键。在许多国家，这些方面通常是薄弱环节，畜牧业的兽医服务比较发达，但野生动物监督检查仍不规范和尚未整合。
距离野生动物太近 – 栖息地退化
生物多样性提供了我们许多人不熟悉的一项关键服务：抑制疾病。天然生物多样性通过稀释或缓冲作用，限制了许多病原体的风险和影响，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了病原体向人类溢出的机会。森林砍伐和土地用途改变、栖息地碎片化、侵占、人口快速增长和城市化，这些生态、行为和社会经济因素扩大了人类的暴露风险，增加了传染机会。气候变化是新发传染病的另一个已知驱动因素，它为病原体创造了新的机会，加速了入侵物种的出现，扰乱了自然物种的发生范围。
人为活动正在消减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提供的缓冲作用，增加下一次大流行的风险。
所有这些驱动因素使研究人员能够确定人畜共患新发传染病风险的热点地区，其研究结果表明，在经历土地用途变化和野生动物多样性（哺乳动物物种丰富）较高的热带森林地区，这种风险较高。中国和东南亚地区也是众所周知的热点地区。人为活动正在消减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提供的缓冲作用，增加下一次大流行的风险。扭转这些趋势对于全球人类的公共健康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议题。
同一健康
尽管对新发传染病的大量注意力和支出都集中在等式的人类一边（准备和应急响应、公共卫生），但对于首先要停止导致新发传染病的主要驱动因素也应给予更大的重视。同一健康的理念认为，人类和动物健康是相互依存的，并与其所处的生态系统的健康息息相关。世界银行最近宣布投放140亿美元用于支持各国应对新冠肺炎，使我们有机会制定一个包括人、动物和环境卫生在内的全面的行动计划。后者通常是最薄弱的环节。作为发展实践者，我们应当与环境和自然资源部门、野生动植物保护部门、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加强联系，填补野生动植物健康监测和疾病出现、野生动物交易兽医规范、卫生法规、野生动物交易政策和规范方面存在的空白，并有效地通报风险。
人类和动物健康是相互依存的，并与其所处的生态系统的健康息息相关。
随着冠状病毒继续扩散，促进环境健康已成为事关我们自身健康的关键要素，也是严格限制人类接触野生动物的当务之急。要想预防“穿山甲效应”卷土重来，首先要遏制非法野生动物交易，更好地规范合法贸易，改善生物多样性和栖息地保护，维持健全的生态系统服务。机会之窗依然敞开，但稍纵即逝。
** Daniel Mira-Salama是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高级环境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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