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与外国专家的作用

我是个研究政策的书呆子，整个职业生涯（先在印度政府任职，后来到世界银行工作）都在密切关注政策选择是如何做出的，政治进程是如何演进的，机构和个人如何从各自的动机出发，为赞成或反对某种变革而结盟。我在中国工作了将近8年，和我的许多前辈一样，我深深爱上了这个美丽的国家及其人民，爱上了它博大深厚的文明，同时也不断地惊异于中国的变化速度之快、规模和能量之大，这种巨变使8亿多中国人摆脱了贫困。
 
我刚刚读完一部名为《不可能的合作伙伴：中国改革者、西方经济学家和使中国走向全球》（Unlikely Partners: Chinese Reformers, Western Economists and the Making of Global China）的著作，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将我专业工作的两部分合二而一。

它非常详细地记录了（还有88页的笔记！）中国在毛泽东逝世后围绕经济改革的方向和步伐展开的意识形态之争，以及西方顾问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极其积极的作用。中国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如今我们几乎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决不是一件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对外来思想敞开心胸，愿意进行实验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酌情加以利用，对取得成功起了重要作用。从 1980年4月邓小平与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行长会面开始，世界银行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发挥了突出作用。世行通过广泛的实地调研和首次有机会接触原本属于机密的资料，撰写了第一份全面的 中国经济报告。除此之外，世行还发挥出至关重要的召集作用，适时举办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研讨会和高层会议，召集全世界的顶尖专家针对棘手且具有政治风险的问题给中国政府提建议，比如取消价格管制、城市和工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等。其中最著名的或许是 1985年9 月举行的“巴山轮会议 ”。这一会议历时一周，在沿长江顺流而下的“巴山号”游轮上，中国的高层官员和詹姆士·托宾、雅诺什·科尔奈等当时世界最顶尖的经济学家探讨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具体细节。当今中国的几位关键经济决策人物（比如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年轻的改革家。
 
书中和我有个人联系的一个人是林重庚，他是世行中国局前局长，后来担任世行印度局局长。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曾与林重庚共事，那时我是印度财政部的新手。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林重庚个性坚强，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印度的发展，他也是一位顶尖的学者。林重庚在中国改革进程中世行与中国建立早期关系方面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他从1983年参加首个世行中国经济考察团和撰写研究报告开始，经历了组织巴山轮会议，直至担任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首任首席代表（1985－1990年）。（注：林重庚在 2002年做过一个精彩的世行退休访谈，详细讲述了他的职业生涯和世界观，非常值得一读。）
 
这本书引发我思考世界银行如今还能完成如此规模和影响的壮举吗？毫无疑问，当今世界已经非常不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套用丹尼尔·平克的话说，在谷歌的世界里，客户可以查阅的信息量和我们基本相当，我们的比较优势在于让全球知识与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讲述令人信服的故事。如今，我们在中国的工作，无论是 加强地方财政改革 、 支持中国政府控制空气污染还是 促进可持续的城镇化，都充分反映出这一现实和雄心。中国和世界银行有着长达四十年的合作关系，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和经验，比如在社会保护、预警系统等领域，我们乐于与全世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