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经济体可以通过三管齐下的战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并充分发挥其潜力

外国直接投资（FDI）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过去十年，全球的年均FDI金额为近2万亿美元，近年来其中最多一半是流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图1.A）。

FDI是获得私人资本的重要渠道，尤其是对那些国内资本资源匮乏的国家。外部资本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填补投资缺口至关重要：据估算，仅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就需要在2030年以前额外增加至少相当于GDP的1.4%的投资。FDI的积极影响远不止于提供私人资本；它还可以激发技术溢出效应，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促进生产力增长，并帮助投资接收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

然而，自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FDI流量表现出下降趋势。平均而言，过去几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获得的FDI占GDP比重已降至约2%，不到2008年峰值水平的一半（图1.B）。这种下降趋势非常普遍——60%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FDI占GDP比重有所下降。

图1. FDI变化趋势

_{注：EMDEs =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A. 样本包括36个发达经济体和153个EMDE。B. FDI占GDP比重的年度中位数和四分位距。134个EMDE的平衡样本。.}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FDI流入可能继续低迷

国际和国内因素共同导致了FDI的下降。FDI流量与产出增长和国际贸易呈正相关；另一方面，贸易碎片化和关税上升与FDI的减弱相关。由2007-09年金融危机引发、又因新冠疫情而加剧的全球经济衰退使形势进一步恶化：经济增长急剧下滑，投资者情绪恶化，企业资产负债表紧张，削弱了企业为投资项目融资的能力，也抑制了跨境资本流动。而近来贸易紧张局势的加剧以及与之相伴的地缘政治碎片化和地缘政治风险使疲软的宏观经济环境愈加恶化，严重打击了投资者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信心（图2.A）。

2020-24年全球贸易增长大幅减弱，降至20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新实施的贸易和投资协定数量大幅下降，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则达到了本世纪初以来的最高水平（图2.B）。预计中期内全球经济增速仍将低于疫情前的平均水平，且贸易紧张局势将继续阻碍贸易增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 FDI 流入可能会继续保持低迷。

图2.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FDI流入面临逆风

_{注： EMDEs =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RHS = 右轴。A. 菱形显示Caldara and Iacoviello“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月度指数”的五年平均值，柱状显示Fernández-Villaverde, Mineyama, and Song“地缘政治碎片化季度指数”的五年平均值，最后一个观测值分别为2025年4月和2024年第一季度。B. Baker、Bloom 和 Davis（2016）“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月度指数”的时期平均值。最后一个观测值是2025年3月。}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政策重点

鉴于这一前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需要采取三管齐下的战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扩大它们带来的收益，积极推进旨在促进FDI流动的全球合作。尽管具体政策取决于各国国情，但所有EMDE都应将以下方面的改革作为优先：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建立有力制度、推动人力资本发展、促进金融深化和减少经济非正规性。这些事项对于促进FDI流入和最大化地从中获益尤为重要。EMDE在许多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发达经济体，尤其缺乏良好投资环境所需的关键制度（图3.A）。此外，很多EMDE仍然存在很高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壁垒，通过包括投资协定在内的多种举措减少这些壁垒对吸引外国投资至关重要（图3.B）。

在全球经济碎片化日益加剧的形势下，上述政策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变得格外重要。而在全球层面，旨在加强国际合作、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投资贸易体系、引导FDI流向投资缺口最大的国家并为必要的结构性改革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的政策是不可或缺的。

图3. 政策优先事项

_{注： EMDEs =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LICs = 低收入国家。A. 柱状图显示“ICRG 投资概况指数”的组别中位数。样本包括36个发达经济体和102个EMDE ，其中18个为低收入国家。B. 组内各国FDI总体限制指数和外资股权限制指数平均值。样本包括 32 个发达经济体和 51 个EMDE，数据涵盖的时期为2016-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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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正在撤退：力挽狂澜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