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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生活满意度”的文献中经常有一个常见但有悖常理的发现，即平均而言，参与调查的女性表示其生活满意度高于男性，即使从很多可度量的方面来看，她们的实际生活状况差于男性。该发现引发了如下问题：女性真的比男性幸福吗，抑或她们只是在说自己更幸福？我撰写的 就业市场论文力求回答这一问题。
发展经济学一贯关注如何改善经济发展成果，即增加收入或减少贫困。尽管经济发展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但很多与人类福祉相关的指标，却并不是单靠发展经济就能实现的。过去几年中，关于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受到了很多经济学家的更多关注，包括最近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 安格斯·迪顿。流行的福利测量指标（如人均GDP）相比，关于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捕捉到的不仅仅是目前最为流行的部分福利度量指标，还捕捉到其它更多信息。但是，与任何度量指标一样，研究结果也需要得到验证。
为此，我使用了来自 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的数据。该项调查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受访人员被问及一些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事情，包括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或总体幸福感等问题。我对103个国家约4.6万人的回答进行了分析。
女性确实说她们更幸福
平均而言，在对当前生活进行整体满意度的评定时，从1分至5分中，女性会给出2.98分，而男性则打出2.95分，总体分差约为0.03分。这听起来并不是很多，但实际上差异很大：这相当于她们在其所在国家的收入分配上升大约5个百分点所能获得的生活满意度的提高值。在美国，这相当于她们每年的收入会额外增加2000到4000美元。当我再加入其它属性——如国别、收入、就业状况、婚姻状况、教育水平、是否存在健康问题以及她们是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地区进行验证时，这种差距就会翻番甚至更多。即，这相当于她们在其所在国的收入分配上升大约10个百分点所能获得的生活满意度的提高值，如果在美国，则需每年为她们额外增加5000到14,000美元的收入。
女性真的比男性感到幸福得多吗？
盖洛普的采访员也对每个受访者问了这些问题，“您在一天（比如昨天）的大多数时间内会经历以下感受吗？您认为……怎么样？”尽管她们的总体生活满意度很高，但女性更可能会说她们感受到了所有列出的负面情绪（疼痛、担心、悲伤、压力、愤怒），而很少会说她们在这一天感到休息得很好或学到了一些东西。女性还可能会说她们时常会微笑或开怀大笑，并说她们感到自己被人尊重，尽管并不清楚到底是受到谁的尊重——她们的孩子、配偶还是上司的尊重。
这一数据表明女性的日常生活中包含更多的消极情绪，尽管她们所给出的总体幸福感的分数更高。这一现象确实存在——在孩子（或论文）带来更深层喜悦的同时，所有家长（或研究生）将会承受更多的压力或担忧情绪。但是，在从我们所知的能够令人们对生活感到满意的很多度量指标上来看，女性所处的境况都更差一些：她们受教育程度较低、收入较低、自我报告的健康状况较差，并且她们更加容易离婚或丧偶。另外，大多数政府对于女性的重视不足，她们面对性别歧视，更容易成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
“辅测锚定法”使得我们能够用相同的分值标准比较受访者的回答
如果我们只考虑“自我报告”，听起来似乎女性比男性幸福。但如果女性在回答时使用的分值标准与男性的并不相同，或在1-5分的等级标准中，如果女性对于怎样的生活可以被评为1、2、3、4或5分，有着与男性不同的一套参照点，结果将会怎么样呢？
除了对其自身的生活满意度做出评定之外，每位受访者还对小故事里的6位假想人物的生活满意度做出评定，这种方法被称为“辅测锚定法”。这些辅测人从年龄、收入水平、健康程度、工作生活、家庭/社会生活和性别（三名男性和三名女性）等多个方面都各不相同。下文给出了几个辅测人示例：
我采用“锚定法”，将每个受访者对自己的评分与其对辅测人物进行评分的参考标准进行比对验证。下图左边两个分值表显示了两个受访者分别对其自己和三个辅测人有关生活满意度问题所做的评价。Maria对她自己的评分处于整个分值段的中部，但与辅测人相比，她对自己的评分则介于第1个和第2个辅测人的分值之间。
Jorge“自我报告”的分值要低于Maria，但与辅测人相比时，他与第2个辅测人具有相同的分值。在最右边的分值表中，我们能够看到Jorge依照他们对辅测人的评分结果、在Jorge使用与Maria相同的评分标准后，给自己评定的分数——一旦二人使用相同的评分标准，我们即可看到Jorge的生活满意度实际上比Maria要高一些，这与他们的自我报告中显示的结果正好相反。只要我们能够假设：（1）他们使用相同的标准来评价自己和辅测人；（2）他们对辅测人的理解相同，二人对哪一位辅测人有最高的生活满意度、哪位处于第二位等问题有着一致的看法，则我们即可将他们置于同一个分值表里进行比较。第一个假设简单明了，一些作者发现，在一般情况下，这种假设是成立的（例如 King 等. 2004； Van Soest 等. 2011）。我对第二个假设也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该假设也成立。
一旦他们使用相同的反应标准，女性并不比男性幸福
一旦男性和女性的自我报告使用相同的评分标准，我们就能够直接对其进行比较。我发现之前的差距大概被反转了150%——即平均而言，女性实际上并不比男性幸福，而真实的差距约为-0.015。
在我们用“幸福度的自我报告”度量进展或（（按照 已提出的建议）评估政策时，我们需要明确应该用什么样的度量工具。这一分析表明，仅关注“自我报告”，可能会出现性别差异所导致的误区。不同组别之间的比较——不同国家、种族背景不同，均可能导致类似的偏差。遗憾的是，如果不在调查中设置辅测人，我们将无法知道存在什么样的评分差异。尽管增加辅测人进行“锚定”可能会花费一笔可观的费用，但为了提高结果的有效性，这笔花费是值得的。
Mallory Montgomery为南加州大学在读博士生。
本研究得到了美国国家老龄化问题研究所1 R01 AG036784-01赠款的支持。
本文前一版刊登于 实证资料库 网站上。
有关“生活满意度”的文献中经常有一个常见但有悖常理的发现，即平均而言，参与调查的女性表示其生活满意度高于男性，即使从很多可度量的方面来看，她们的实际生活状况差于男性。该发现引发了如下问题：女性真的比男性幸福吗，抑或她们只是在说自己更幸福？我撰写的 就业市场论文力求回答这一问题。
发展经济学一贯关注如何改善经济发展成果，即增加收入或减少贫困。尽管经济发展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但很多与人类福祉相关的指标，却并不是单靠发展经济就能实现的。过去几年中，关于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受到了很多经济学家的更多关注，包括最近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 安格斯·迪顿。流行的福利测量指标（如人均GDP）相比，关于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捕捉到的不仅仅是目前最为流行的部分福利度量指标，还捕捉到其它更多信息。但是，与任何度量指标一样，研究结果也需要得到验证。
为此，我使用了来自 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的数据。该项调查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受访人员被问及一些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事情，包括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或总体幸福感等问题。我对103个国家约4.6万人的回答进行了分析。
女性确实说她们更幸福
平均而言，在对当前生活进行整体满意度的评定时，从1分至5分中，女性会给出2.98分，而男性则打出2.95分，总体分差约为0.03分。这听起来并不是很多，但实际上差异很大：这相当于她们在其所在国家的收入分配上升大约5个百分点所能获得的生活满意度的提高值。在美国，这相当于她们每年的收入会额外增加2000到4000美元。当我再加入其它属性——如国别、收入、就业状况、婚姻状况、教育水平、是否存在健康问题以及她们是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地区进行验证时，这种差距就会翻番甚至更多。即，这相当于她们在其所在国的收入分配上升大约10个百分点所能获得的生活满意度的提高值，如果在美国，则需每年为她们额外增加5000到14,000美元的收入。
女性真的比男性感到幸福得多吗？
盖洛普的采访员也对每个受访者问了这些问题，“您在一天（比如昨天）的大多数时间内会经历以下感受吗？您认为……怎么样？”尽管她们的总体生活满意度很高，但女性更可能会说她们感受到了所有列出的负面情绪（疼痛、担心、悲伤、压力、愤怒），而很少会说她们在这一天感到休息得很好或学到了一些东西。女性还可能会说她们时常会微笑或开怀大笑，并说她们感到自己被人尊重，尽管并不清楚到底是受到谁的尊重——她们的孩子、配偶还是上司的尊重。
这一数据表明女性的日常生活中包含更多的消极情绪，尽管她们所给出的总体幸福感的分数更高。这一现象确实存在——在孩子（或论文）带来更深层喜悦的同时，所有家长（或研究生）将会承受更多的压力或担忧情绪。但是，在从我们所知的能够令人们对生活感到满意的很多度量指标上来看，女性所处的境况都更差一些：她们受教育程度较低、收入较低、自我报告的健康状况较差，并且她们更加容易离婚或丧偶。另外，大多数政府对于女性的重视不足，她们面对性别歧视，更容易成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
“辅测锚定法”使得我们能够用相同的分值标准比较受访者的回答
如果我们只考虑“自我报告”，听起来似乎女性比男性幸福。但如果女性在回答时使用的分值标准与男性的并不相同，或在1-5分的等级标准中，如果女性对于怎样的生活可以被评为1、2、3、4或5分，有着与男性不同的一套参照点，结果将会怎么样呢？
除了对其自身的生活满意度做出评定之外，每位受访者还对小故事里的6位假想人物的生活满意度做出评定，这种方法被称为“辅测锚定法”。这些辅测人从年龄、收入水平、健康程度、工作生活、家庭/社会生活和性别（三名男性和三名女性）等多个方面都各不相同。下文给出了几个辅测人示例：
- 试想一位40岁的女性，婚姻幸福，家庭和美。她每月的家庭收入大约是【中位数收入】。她有严重的背疼问题，这使她经常彻夜难眠。
- 试想一位25岁的男性，单身，没有很多朋友。他每月平均收入为【中位数收入的一半】。他觉得自己基本无法控制自身的工作，并害怕失去工作。他没有健康问题，但有时会感到压力。
我采用“锚定法”，将每个受访者对自己的评分与其对辅测人物进行评分的参考标准进行比对验证。下图左边两个分值表显示了两个受访者分别对其自己和三个辅测人有关生活满意度问题所做的评价。Maria对她自己的评分处于整个分值段的中部，但与辅测人相比，她对自己的评分则介于第1个和第2个辅测人的分值之间。
Jorge“自我报告”的分值要低于Maria，但与辅测人相比时，他与第2个辅测人具有相同的分值。在最右边的分值表中，我们能够看到Jorge依照他们对辅测人的评分结果、在Jorge使用与Maria相同的评分标准后，给自己评定的分数——一旦二人使用相同的评分标准，我们即可看到Jorge的生活满意度实际上比Maria要高一些，这与他们的自我报告中显示的结果正好相反。只要我们能够假设：（1）他们使用相同的标准来评价自己和辅测人；（2）他们对辅测人的理解相同，二人对哪一位辅测人有最高的生活满意度、哪位处于第二位等问题有着一致的看法，则我们即可将他们置于同一个分值表里进行比较。第一个假设简单明了，一些作者发现，在一般情况下，这种假设是成立的（例如 King 等. 2004； Van Soest 等. 2011）。我对第二个假设也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该假设也成立。
一旦他们使用相同的反应标准，女性并不比男性幸福
一旦男性和女性的自我报告使用相同的评分标准，我们就能够直接对其进行比较。我发现之前的差距大概被反转了150%——即平均而言，女性实际上并不比男性幸福，而真实的差距约为-0.015。
在我们用“幸福度的自我报告”度量进展或（（按照 已提出的建议）评估政策时，我们需要明确应该用什么样的度量工具。这一分析表明，仅关注“自我报告”，可能会出现性别差异所导致的误区。不同组别之间的比较——不同国家、种族背景不同，均可能导致类似的偏差。遗憾的是，如果不在调查中设置辅测人，我们将无法知道存在什么样的评分差异。尽管增加辅测人进行“锚定”可能会花费一笔可观的费用，但为了提高结果的有效性，这笔花费是值得的。
Mallory Montgomery为南加州大学在读博士生。
本研究得到了美国国家老龄化问题研究所1 R01 AG036784-01赠款的支持。
本文前一版刊登于 实证资料库 网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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