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彭峰会：摒弃党派偏见，回归气候与能源政策制定

上周，在空气稀薄的科罗拉多州阿斯彭，我参加了第11届美国可再生能源峰会。多年来，该峰会已经成为将美国国内和国际可再生能源领域重要人物——面临各种能源挑战和机遇的金融家、科技企业家、政府官员、活动家和科学家聚集在一起交流思想和建立联系的盛会。

我们谈论了国际气候谈判及中国和印度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情况，但我们最为关注的是美国可再生能源创新所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巨大潜力以及如何将重心从党派偏见回归气候变化和能源政策制定。

与会人员都认为美国正在形成一个新的阶层——中等激进阶层。大多数人——不论其持自由派观点还是保守派观点，似乎都相信气候变化对国家的经济、金融、社会和环境的健康发展所带来的威胁，是持各种政见的所有领导人寻找合作契合点的强大理由。

正如私营机构的代表所指出的，还有什么思想能比坚信美国没有创新能力表现得更不爱国？几个世纪以来，创新能力一直是美国成功的标志，而如今的美国也必须依靠此对抗气候变化给整个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

当一些民间社会组织谈到他们所倡导的弃用煤炭和某些化石燃料的决定时，我感到这将会形成一种运动，这种决定不论从语气和策略上都让人感到不同寻常，如同对种族隔离的反应。一些意义深远的活动正在酝酿发展。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也参加了此次讨论。近40年前，卡特政府在面临石油危机时，主要通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作为美国摆脱能源依赖性的一种途径的做法而备受争议。当时，他因穿着羊毛衫出现在电视里、呼吁美国人民调低室内温度并多穿衣服而受到人们的讥讽。在随后的几年里，尽管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对美国很重要，但其提高速度开始落后于欧洲和日本。

在被问及就其现在所了解的情况，是否会在这些问题上采取不同举措时，卡特指出，尽管私营经济占美国主导地位是一个令人骄傲的传统，但我们似乎不敢确定，如果我们在法律或法规上设立远期目标，美国私营机构能否做出回应。由于我们的目标设置过低，40年后已经让我们身处危险的边缘。

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他们都希望美国应该在这些问题上担负起其应有的国际责任。正如希拉里·克林顿所说，美国是必定要参与的一个国家。没有美国的参与，国际协议仍然能够订立并取得一定进展；但如果没有美国的充分参与，突破性的进展和一些成果就会减少。已经退休的前美国气候谈判代表Dan Reifsnyder，在对美国历任气候谈判代表进行访谈之后，特别就这一点撰写了一篇论文。我非常期待能尽快看到他们的观点。

美国和中国已经开始认真地进行谈判，尽管谈判是基于双方协定的安排，而不是基于国际商定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目标和时间表，但这是多年来两个必须参与的大国进行的首次气候变化问题谈判，而且两国均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

美国的行动将在9月23日由联合国秘书长召集的各国领导人气候峰会上进行展示。从加州州长杰瑞·布朗到太平洋西北地区各州和美国东北部各州，到全国各地的市长、领导人将呼吁制定碳价，设定考核标准，指导公共养老基金的投资策略，并响应各大学校园宣传的弃用矿物燃料的号召。在峰会召开前的星期日，在纽约街头将会举行有关气候变化的游行。这将可能是有关该主题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活动。游行者要传递的信息将与联合国大楼里的完全一致：行动。现在就采取行动：确定正确的基准，制定碳价，向私营部门和金融部门发出明确的参照信息，并且帮助最脆弱的人群。

毫无疑问，阿斯彭峰会给我们勾画了一个光明的绿色未来。

美国太阳能、风能、地热和天然气等资源丰富，这使得其拥有众多让他人羡慕的选择。但将这些资源转变为能源是非常困难的，正因为如此，这将是我们这一代需要完成的使命。来自各方的行动力度正在加大。

蕾切尔·凯特
世界银行副行长兼气候变化问题特使
www.worldbank.org/climate
Twitter: @rkyte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