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季会议期间，我参加了两次关于不平等议题的研讨会——一是“增长惠及贫困人口” 研讨会，二是“收入不平等事关重大：如何确保经济增长惠及多数人而非少数人”研讨会。之后，我收到了数量大得惊人的电子邮件，询问我就应对日益严重不平等问题的重要性发表的意见是否意味着我不再将增长视为发展中国家的一项重点要务。我从这些邮件中得到的一点启示是：不平等问题太过复杂，无法通过春季会议期间召开的某次简短研讨会得到解决。
正因为如此，伦敦财政研究所推出了一项规模宏大、涉及多个学科的研究项目。该项目被称为迪顿研究项目，因其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牵头，目的在于了解不平等问题的方方面面，提出解决该问题的适当政策。该项目也明确被称为“二十一世纪的不平等问题”研究项目。项目集中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公共卫生学等多个学科的专家，旨在对“不平等”问题进行全面、细致、平衡的研究——其中，平衡是其最重要的特性。
在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复杂性之后，项目团队把项目实施期定为四年。我希望到项目完工时，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为何不平等问题成为当今一个如此重要（对政策制定者和民众都是如此）的问题以及我们能够采取哪些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对于那些不想等那么长时间的人们，我在此提出两点愚见。
从理论上和经验上讲，我们预计增长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将同步进行。但这一正向关系既不意味着收入不平等程度提高不可避免，也不意味着这一提高可取。简单而言，增长就是饼变大了。 原则上讲，更大的饼使得人人都可能分得至少跟以前一样大乃至更大的一小块饼。这就是经济学家提出的帕累托标准的精髓。然而，市场并不能保证随着该饼变大，其切成的所有小块都会变大，一些小块有可能变小。需要制定并实行鼓励包容性增长的政策。
我们如何应当关注该饼的公平分配呢？我再次给出三条原因。
首先，人们关注“公平性”。巨大的收入和财富差距通常被视为不公平。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本人并不提倡完全公平，即人人都能分得一样大的一小块饼，而不论其能力、付出以及市场的需求如何。完全公平可能会引发经济学家担心的道德风险问题。但当今的大部分不平等问题难以仅仅依据这一因素加以解释。相反，目前关于收入或财富的更公平分配自身会降低人们工作并为社会作出贡献的积极性的实证资料很少。
其次，即便有人根本不关注不平等，但实际情况是，巨大差距会引发社会动荡，虽然此类动荡不会像法国大革命或十月革命那样严重。近年来，产生巨大效益的健全经济政策也引发了强烈抵制，产生了赢家和未获得补偿的输家。在被拉在后面的人阻挠变革的情况下，这一抵制有可能阻碍进一步增长。三十年来的贸易改革和超级全球化就是最好的实例。当前，很多发达经济体对全球化的抵制不仅表明不平等事关民众，也表明拉在后面这一现象与能够促进增长的政策相抵触。
最后，巨大的收入和财富差距通常会转化为机会不平等。有证据表明，很多发达经济体日益拉大的收入和财富差距正推助教育和卫生服务享用方面的差距（这就是迪顿研究项目特别重视不平等的这些方面的原因所在）。向我发送邮件之人问我为何重点关注70%人口日均生活费不到1.9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问题。一国如不能利用其生产潜力，就不可能快速增长。社会最贫困人群发育迟缓、健康状况差以及受教育不足意味着人们将不能发挥其潜力，也不能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女性拥有有限权利且不能平等地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国家，不仅会错过利用占其总人口半数的劳动力和人才的良机，还会因高生育率面临人口挑战。这凸显了不平等的一个不同方面——性别不平等的重要性，也提醒我们，不平等的范畴超出了收入和财富差距。
因此，“包容性增长”并不是个自相矛盾的概念。相反，包容性可能是当今实现增长的唯一途径，对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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