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已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最大冲击，复苏进程将继续凸显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不断拉大的差距。 发达国家有望在2023年底之前实现反弹，而发展中国家有可能滞后数年。疫情期间数字技术的使用也反映了这两类国家之间的类似差距：全球线上用户激增至50亿，而30亿人仍未上线，其中96%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我们必须立即应对这方面不断加剧的全球不平等。如果人们能够负担得起互联网接入并且具备使用互联网所需的技能，则数字技术的应用即可为实现更具韧性的复苏带来无限可能。
数字技术已助力弥合了传统发展方案难以逾越的鸿沟，也可惠及通常被排除在外的脆弱人群。疫情期间，把数字身份识别技术和数据库用于政府支付的国家所惠及的受益人比没有这样做的国家多出了39%。在智利，与数字身份识别系统联网的国民基本账户Cuenta Rut帮助全国200万脆弱人口收到了社会救助款项——在很多银行网点为阻断新冠病毒传播而被关闭情况下，这些款项被直接打入个人账户。
疫情相关封控期间，基本服务数字化也向最脆弱群体提供了机会，同时确保了社区居民保持身体健康。科特迪瓦政府通过手机向居民提供了远程医学筛查和感染者地域分布信息。远程教育使得学生们在学校关闭（对全球16亿学生造成影响）期间能够继续学习。例如，土耳其扩大了其电子学习平台的覆盖范围，1800万学生和100多万教师因此收益。
数字包容带来了无数机会，但相关差距依然巨大，因为贫困人口、农村人口以及妇女落在后面。即便脆弱人口接入了互联网，缺乏“数字素养”和负担能力仍有可能对其使用数字技术构成不可克服的挑战。目前，城市互联网用户仍是农村用户的两倍之多。在南亚地区，女性使用移动互联网的可能性比男性低了51%。此外，世界各地贫困人口仍难以接入互联网。在非洲，仅有不到10%的最贫困人口接入了互联网。
数字技术可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但我们必须加快投资进程，这样这些技术才能充分发挥其潜力。各国政府需要确保互联网接入的可负担性、可靠性以及可及性，以便惠及全体民众。能够吸引投资且促进竞争的政策将对推降成本、扩建必要基础设施以及提升移动通讯工具和流量使用的可负担性发挥巨大作用。移动通信运营商需要共享基础设施，以便减少准入壁垒，更多地使用目前利用不足的国有电信基础设施。在非洲地区，总长逾40万公里的光纤网络中，国有且利用不足的网络占比约为40%。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未接入互联网的人口中，60% 表示高昂的流量费是制约其使用互联网的主要障碍。
此外，民众必须具备使用数字技术所需的技能。如果可负担的接入和技能同时具备，即可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使更多人摆脱贫困。在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劳动力参与率在接入互联网超过三年后分别提高了3个和8个百分点，同时贫困率降低了7%。当前，能够有效利用互联网资源的人口少之又少。尽管非洲83%的人口生活在移动互联网服务覆盖的地区，但仅有27%的人口使用此类服务。数字技能和可负担性对弥合互联网使用方面的差距不可或缺。
最后，需要建立信任。人们需要知道其数字化交流互动必须可靠、安全且有保障，这样他们才能充分使用这种交流互动方式。在数字技能渗透不如发达国家深入的发展中国家，这项工作（指建立信任）更具挑战性。拉美地区三分之二以上接入互联网的家庭在使用互联网过程中都对其隐私和信息安全性表示关切。在菲律宾，指纹和短信验证被用于使人们确信其身份信息被安全地接入了其社会福利账户。要使“数字信任”建立议程取得进展，就需要具备强大的数据保护法律框架和制度体系，包括数据管理部门、数据保护部门以及网络安全部门。
此次疫情快速推动了数字化发展，也明确表明数字化未来已然到来。但是，如果我们不采取紧急协同行动，可负担享用、技能以及信任方面不断拉大的差距就有可能伤及包容性复苏的潜力。从现在起，公共和私营部门就应加倍努力，以确保发展中国家充分拥抱强有力的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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