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自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年度资本增长率达到了8.5%)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粮食构成。虽然中国的人均卡路里消费量看起来好像已经开始接近峰值,但随着消费者从基本主食向动物类产品的转变,粮食需求的构成似乎仍然在不断变化。这种向更多样性的粮食构成的转变增加了农业资源的负担,因为动物类粮食比植物类粮食需要消耗更多的农业资源。
解决中国面临的粮食自足方面的新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考察通过覆盖全经济的模型来获得对现有的可获得的资源的评估结果,尤其是对土地和水资源的评估。由Huang、Rozelle和Yang (2013)最近进行的一项此类高质量的研究预计,中国将需要在一段时间内进口饲料粮和其他粮食,但在2030年之前,其全部粮食自给率有可能保持在90%以上。
作为这种方法的补充,我们使用了一个简单的统计模型,以突显粮食需求和供应的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如收入增长、生产率的提高和土地资源)是怎样交互影响粮食需求和供应以及净进口需求的。为了考察农业资源使用的增加与粮食构成的转变之间的关系,我们使用了基于资源的谷物等同物(或CE)衡量方法(Rask and Rask, 2011; Yotopoulos, 1985),以得出粮食消费和生产的总量。
在消费方面,我们通过许多国家的数据(Rask and Rask, 2011)估算了CE粮食消费和实际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在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消费者将大部分收入用于粮食,他们的需求随着收入快速增长;随着消费者以具有较高收入弹性的粮食(如动物类产品)取代谷物和薯类粮食,粮食消费继续增长但速度下降;之后随着粮食构成的转变接近完成而减速。我们发现,中国的实际CE粮食消费的增长模式与全球消费模式非常一致。
在供应方面,我们把农业产量作为收入和土地拥有量的一个函数进行了估算,考察了农业产量增长与涉及国民人均产量增长的生产率的提高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估算的CE产量曲线明显接近线性:它在产量增加时与收入的变化相一致,尽管没有收入变化的速度快,因为在现实世界中农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是下降的。
农业产量也取决于土地资源拥有量。中国是个土地资源相对稀缺的国家,人均土地拥有量只有大约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显然,中国的人均土地拥有量比粮食出口大国的人均土地拥有量要少得多,只有巴西的四分之一和美国的五分之一。然而,从另一个极端来说,中国的人均土地拥有量是日本和韩国的四至五倍。
从供应方面来说,中国的表现十分出色,生产了远远超过其收入水平和农业土地资源所能预计的粮食。这反映了它通过大量的R&D投资、农业基础设施和其他重要的生产率决定因素进行的令人佩服的努力。具体来说,中国通过大量使用化肥、扩大水浇地面积、推广多熟种植方法以及引进新品种和其他技术进步等方法,在目前的收入水平上获得了相对很高的土地产量。
与中国的高土地产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仍然很低。工资的增长意味着劳动力正快速流出农业部门,给中国目前的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体制带来了挑战。显然,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农场的规模就必须继续扩大(Otsuka, 2013)。
图1预测了中国的CE消费和生产量随着收入增长的变化情况,以及中国1980至2009年间的实际CE消费和生产量。它表明,中国仍然处于消费相对于生产增长速度很快的收入水平范围,从而促进了最近发生的进口需求的增长。图中可承受的进口水平的大致模式符合黄及其合著者(Huang et al 2013)通过详细模拟得出的结果。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中国的供应和需求之间的缺口将怎样发展变化。已经明确的是,如果中国的消费继续以与全球趋势一致的方式增长,和如果中国能够保持其以往在生产方面的出色的表现的话,粮食消费的增长率的下降将有助于减少中国的净进口需求。
图1:中国谷物等同物的生产和消费
这是一个高度简化的模拟前景,它假定中国可以保持其农业资源和维持其生产率的增长。我们预计的模式是否可以实际实现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R&D投资、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农场规模的扩大、以及农业资源的可持续的管理。只有成功地进行了这些投资,才能主要由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养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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