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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世界银行学院在哈佛大学举办了一次研讨会，与会人员包括很多知名教授、Omidyar网络 公司、增长问题对话组织的合作伙伴、印度、中国、巴西和南非政府的代表。
本次研讨会的议题是“包容性创新”。这一创新依据的理念是创新成果不能自动惠及低收入群体。例如在印度，在城市技术中心繁荣发展的同时，数以亿计农村贫困人口却不能充分享受电力、供水和环卫服务。对于支持性政策、规划和融资工具在确保创新成果的更公平分配方面的优势以及公共政策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与会代表进行了讨论。把用户置于设计过程的中心是一个恒定不变的主题。我们如何针对低收入人群进行设计呢？这一创造性过程应该在事前而不是在事后包纳金字塔低层群体。
2005-2010年间，中国和印度成功地使得近5亿人摆脱贫困。两国对哪些政策措施有效和无效以及扶贫或节约型创新等领域可能的政策措施进行了试验。目前，源自亚洲和非洲市场化国家的适当政策正在回应服务不足国家消费者的需求。肯尼亚的手机汇款（M-pesa）服务即是一例。这一创新型金融服务之所以在非洲出现，是因为未开设银行账户且需要正规金融服务的人口数量庞大。手机汇款服务的重大意义不仅限于肯尼亚，还延伸至城乡人口需要快捷汇款的很多国家。政策、政府和私营主体在催化这一创新方面发挥了何种作用，这一模式能否在其它国家加以复制？政府的监管发挥了何种积极作用，或就本例而言，缺乏监管又如何促进试验、学习和创新呢？
我个人对高层政策框架和就创新的重要性尤其在为低收入群体带来有形价值方面的重要性进行的抽象讨论持怀疑态度。要听取面临制约因素的群体的意见，同多个利益攸关方开展建设性合作，培育政策制定部门和监管部门的实施能力。世行发展市场计划及爱创家（Ashoka）等合作伙伴的经验揭示，社会创新者每天都会面对并解决对低收入人群造成影响的问题。通常，他们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并没有有效的制度为其铺平道路。此外，他们在市场和政府失灵的地方寻找解决方案。
我们是否应该为那些服务于经济金字塔低层人群的机构或企业消除障碍呢？是否应该为社会创新者营造良好环境，以便其加大同政府合作力度，克服我们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如青年就业或城市贫困）呢？是否应该听取不断从事创新工作的人士的意见并问他们怎样才能更多地开展创新呢？
我从本次研讨会获得的一大收获是消除创新所面临瓶颈的重要性（消除瓶颈工作已开始进行）。要更少地设置瓶颈，更多地发现创新，为创新筹集资金，并支持创新扩大化。我们能够从印度、中国、巴西和非洲国家（这些国家以前被排斥在外的人口已然从带来客观价值的创新中受益，如手机医疗和金融服务及移动电话技术等创新）的成功和失败中学到什么？有哪些可将以前被排除在外的群体吸纳入市场的商业模式创新？
这些方面的讨论要取得效果，就必须要具体，也要从需要解决的具体情况下的具体问题着手。尽管不同情况下的解决方案有所不同，但回答问题所用的流程是可以在不同地域间分享和推广的。世行及其合作伙伴的适当角色也许是适时集中合适的人力处理应加以解决的问题，改变经济金字塔低层人群的状况。我们应该从何处着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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