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我们就不能摆脱贫困问题困扰而实现经济增长吗？确实，过去十年来贫困人口减少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与贫困人口收入增长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性：杜大伟（David Dollar）等人近期所著的一篇论文指出，贫困人口收入平均增长率与全体人群类似。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老生常谈：经济应该增长，如此贫困人口方可减少。瞧瞧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贫困人口持续大幅减少。再瞧瞧智利(en)，多年的持续增长使得极端贫困率保持在个位数。
经济增长与减贫之间存在关联性，但这种关联还远不完美。经济增长未必惠顾贫困人口。繁荣未必为全体人群所共享，或未必以对贫困人口公平的方式共享。世界银行集团制定的新目标——“共享式繁荣”旨在进一步提升这一问题在发展议题大讨论中的调位。如果就“共享式繁荣”一词的含义做一次民调，许多人可能会回答说“增长和公平”或给出诸如此类的答案。要形成“共享式繁荣”的概念，一种方式是采用罗尔斯和甘地等思想家很久以前提出的一条原则，即注重最不富裕阶层的福祉，将其用作衡量社会进步的真正标尺。按照这一原则，“促进共享式繁荣”目标把每个发展中国家占总人口40%的社会底层人群的人均收入增长率用作衡量指标。其中，40%社会底层人群人均收入增长率表明了发展中经济体的需求，也体现了人们对公平的根本性关切。一块不断做大的蛋糕必须要得到公平分配。
要实现共享式繁荣，首先要实现繁荣——整个经济如不增长，贫困人口的收入几乎就不可能增长。这句话如果反过来说就不成立，因为即便不太富裕人群的收入不增长或增长很少，经济也可以取得增长。经济增长不具备共享性方面最好的实证案例可能是美国。过去十年（2003-2012）间，整个人群家庭收入基本未出现变化，但40%社会底层人群的收入约下降了7%，而同期经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0%。
发展中国家在共享繁荣方面的表现如何？在与Ambar Narayan和Sailesh Tiwari合作撰写的一篇论文(en)中，我们公布了对由9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数据库所进行分析的初步结果。这些国家在2005年至2010年间至少开展了两次入户调查。这些调查具有较高的可比性且每隔五年开展一次。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不太富裕人群在过去十年的后五年中状况良好，尽管期间爆发了2008年金融危机。样本中社会底层40%阶层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中值为4.2%。从绝对值角度看，这一增长水平很高。这一数字与广泛报道的过去十年间贫困率降幅相吻合，而且高于整个人群人均收入增长率（3.1%）。事实上，在近三分之二的国家，不太富裕人群的收入增速快于整个人群。此外，人们很可能会发现，差异持续缩小国家的40%社会底层人群的收入增速更快，至少在这一时期是如此。
但好消息也就到此为止了。在发展中国家中的较贫困国家，40%社会底层人群的收入平均增速更慢。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40%社会底层人群的收入增长率中值实际上为3.1%，比较富裕发展中国家该人群低出两个百分点。据观察，家庭收入总体增长率方面也呈现出了类似情况。这揭示出对南北之间趋同性的认知不得存在较大差异。发展中国家属于异质性组别，其中较贫困国家（及其贫困人口）的家庭收入增长率要低于较富裕国家。尽管从平均角度看，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之间呈现出趋同性，但其它方面的差异正在发展中国家形成。即便是在发展中国家整体上取得了福祉增长的这一时期，较贫困国家也出现了滞后。
要共享繁荣，就意味着要继续改善贫困人口的福祉，而且这种改善要可持续地惠及今后数代人。为此，要在国家和社会机构支持下营造良好环境，大力投资和新增就业岗位，保持经济强劲增长；也要具备良好、稳定的社会契约，确保经济增长为改善大众机会的投资创造资源条件，确保脆弱群体免遭失权和冲击的影响，确保所有公民和群体的呼声得以增强，确保发展进程具有可持续性并为今后数代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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