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是顺手拈来的罪魁还是被误导的困惑

不平等重新成为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其2014年国情咨文中遗憾地说，“在四年的经济增长之后，企业利润和股票价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最富裕人口的收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然而，平均工资几乎没有增长。不平等加深了。向上的流动性减慢了。”在全球层面，乐施会（Oxfam）也指出了同样的重要问题。它在其最近的一份报告中注意到，全世界最富裕的85个人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地球上35亿位于底层的一半的人口所拥有的财富。也许更令人吃惊的是，今年飞往达沃斯的最富裕和最强大的首席执行官（CEO）们似乎终于明白了这样一点，即如果收入和财富集中在过少的几个人手中，资本主义就无法持续。因此，战胜不平等就不只是一件道德上正确的事，它还是明智的经济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一份论文指出：“不平等会削弱卫生、教育进步的基础，导致由教育投资减少所带来的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破坏面临冲击时所必需的社会一致性，并因此降低增长的速度和持久性。”

虽然不平等的政治学是直截了当的，但其经济学却很微妙。如果我们在明天使所有人的收入增长一倍、两倍或三倍，就可以使千百万人脱离贫困，但不平等实际上却会增加。我们是否应该拒绝这种情景？换言之，根本的问题是不平等，还是经济增长？IMF似乎认为是前者：“再分配总体上是促增长的。”有了税收、支出和再分配，世界就有可能变得更好（即更平等和更繁荣）。

好得难以置信？

我们都应该和IMF一样关切这样一个问题，即他们有可能错判了因果关系。也许破坏经济增长的罪魁并不是不平等，而是缺乏破坏平等的经济增长？衡量不平等的专家Thomas Piketty在他最近的一本书（英文版即将出版）中表明，经济增长从总体上来说是平等的推动力。更有甚者，Friedman（Benjamin，不是Milton）认为除了物质收益之外，经济增长实际上可以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 ”、宽容度、慷慨度、以及开放度。这是不是因为，最近几十年来，快速的经济和人口增长把OECD国家的财富集中（不讨论它们的道德品质）推高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水平，而不是相反？根据Piketty的“资本主义定律”，世界的常态是，资本的收益永远比经济增长率更高和更稳定。因此，只有高速的经济增长阶段才能支撑流入工资（相对于资本）的总收入的增加，从而使社会更加平等。如果这个因果关系是正确的话，那么对现实中更基本的力量来说，再分配就只能个苍白无力的治标措施。对世界银行来说，更重要的经验应该是，加速经济增长（而不是再分配）是实现和支持该机构双重目标，即在2030年根除贫困和促进共享的繁荣，后者是以一个国家最底层的40%的人口的收入来衡量的。

当然，粗线条的宏观经济学研究可能走了方法论的捷径。在IMF的核心分析中，再分配的衡量方法（税前和税后的基尼系数）几乎没有说明任何实际的再分配的努力结果，就像再分配和实际转移支付之间的薄弱的相关性的提议的数值所证明的那样（例如，与国家补贴和其他转移支付有关的0.49）。无可否认，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往往对收入再分配没有什么影响(著名的Okun"渗水的桶")，或者相反，本来无意影响再分配收入的税收和支出措施却产生了强大的再分配效应。

最后，在讨论不平等和再分配可能对增长阶段的持续性产生的影响时，国际货币基金会（IMF）可能没有充分考虑到再分配措施的融资来源（税收与债务）以及后者和再分配变量之间的可能的联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过去30年来由债务资助的再分配是否对增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许多国家的债务与GDP比率从20-30%提高到超过90%）？因此，“额外”的增长不是再分配本身而是新的负债所产生的结果（逐年乘数效应），无论支出是什么性质的。换言之，如果过去30年来的债务增长经验不能在债务已经很高的国家复制的话，那么由税收资助的再分配是否未来仍然可以是亲增长的呢？

原因和结果总是很难理清，不平等和妒忌的观念也是如此。深究各种经济不平等现象（机会不平等与结果不平等、国内不平等与全球不平等、“好的”不平等与“坏的”不平等），打开了广泛的研究议程。在学术对话继续进行的同时，决不能让1980年代以来将赤贫人口减少了一半的力量（即以可持续的方式加速经济增长）脱离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