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分享的繁荣、以及权衡因素

2013年4月，世界银行集团通过了两个宏伟的目标：（1）在2030之前终结极端贫困；以及（2）通过提高各国40% 的最贫困人口的收入来促进“共享繁荣”。第二个目标的建立标志着世界银行集团在减轻贫困的使命方面发生了转变。有些人可能会认为第二个目标包括轻微调整（虽然很明确）某个更长期的重点，即被广泛认为是减轻贫困之必要条件的增长。

是第一个目标，即在2030年之前终结极端贫困，为首要目标，还是第二个目标附属于第一个目标？另外，如果这两个目标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那么这对极端贫困人口意味着什么？在提高所有发展中国家40%收入最低的人口的收入和在全球范围内终结极端贫困之间有什么权衡取舍呢？

最近由我、Pedro Olinto、Carlos Sobrado、Hiroki Uematsu和Yeon Soo Kim 与Maximillian Ashwill共同完成的一份聚焦不平等的文章，即《终结贫困与促进分享的繁荣：这两个目标之间是否有可权衡取舍的因素？》 ，考察了极端贫困人口以及40%收入最低的人口的某些基本特征。我们使用了来自最近的国家住户调查的最新数据。我们考察了五个国家组：即印度、中国、低收入国家（LICs）、除印度之外的低中等收入国家（LMICs）、以及除中国之外的高中等收入国家（UMICs）。首先，我们研究了各国家组中12亿极端贫困人口的分布以及40%收入最低的人口中仍未列入极端贫困人口的人数。这使40%收入最低的人口中非贫困人口的数量达到了13亿。与仅把重点放在极端贫困人口上相比，定位于赤贫人口和40%收入最低的人口的做法，将贫困人口的分布从低收入国家和印度转移到高中等收入国家和中国（见图）。



对这些国家组的特征的认识很有启发意义。除高中等收入国家之外，农业是极端贫困人口和40% 收入最低的人口的主要收入来源。对这些国家来说，实现分享的繁荣意味着减少靠农业为生的比重。在所有这五个国家组中，儿童（13岁以下）在极端贫困人口中的比重大于在40%最低收入人口中的比重。这就是说，作为一项全球目标的分享的繁荣，把重点转移到了年纪相对较大的定位人口上。再看电力的获得方面，高中等收入国家人口和中国人口在这方面是相同的。然而在印度、低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极端贫困人口获得电力的可能性较低。

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我们做什么？

在低收入/高度贫困的国家，如极端贫困人口超过了总人口40%的尼日利亚和孟加拉，新的目标可能不会影响终结极端贫困的议程。在这些国家和其他类似国家，促进分享的繁荣也许可以重新将重点放在最贫困的人口身上来 ，因为最贫困的40%的人口往往比一般的贫困人口更贫穷。中国和像巴西、墨西哥、以及俄罗斯那样的高中等收入国家的情况则不同。在这些国家，建立分享的繁荣的目标可以大大扩大世界银行集团的定位人口。

在这些国家，由于极端贫困人口是数量很小的、并且不断缩小的少数人群，将发展对话的重点从终结贫困转移到提高收入最低的40%的人口身上，也许会消弱终结极端贫困的政治意愿。虽然世界上只有4%的极端贫困人口居住在高中等收入国家，但是他们仍然占世界人口的很大比重 — 大约4500万人。

要在2030之前终结极端贫困，世界银行集团和国际发展社会必须明确表明它们将怎样区分这两个目标的优先次序。如果明确表明只有当我们步入了在2030年之前终结贫困的轨道，我们才能获得分享的繁荣的收益的话，那么上述13亿世界银行集团的目标人口的新增人口，就不应该消弱我们使目前每天靠不到1.25美元生存的12亿人口脱离贫困的努力。然而，如果以为每个国家40%收入最低的人口的收入的增加可以替代在减少极端贫困方面的进步的话，第二个目标就可能会违背世界上最贫困人口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