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离现在似乎并不久远，那时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刚刚结束，会议的结果令人有些失望。当时我情绪低落地踏上回家之路。之后，我回到中国度假。期间，我惊喜地感受到了人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广泛认知以及对其采取应对行动的紧迫感。所有主流报纸和当地报纸都在探讨“低碳”概念。我甚至在其中看到了一条举办“低碳”婚礼的广告，这令我颇为惊讶。假期结束了，我返回华盛顿，此时心中充满了乐观和希望：尽管在哥本哈根未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实实在在的重大变革。中国政府已明确把开展气候变化应对行动视为符合其自身利益的一项举措，并把这一行动视为推行绿色增长模式的一个契机。该模式可使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和资源依赖性脱钩。
过去五年中，世界目睹了中国逐步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支领导力量。几周前，我与其它世行同事聆听了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NDRC) 解振华副主任所作的资料翔实的演讲。期间，他介绍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已经、正在以及今后计划开展的工作，对中国面临的挑战、出现的错误以及汲取的经验教训作出了中肯评价。
中国所取得的进展令人敬佩。2005至2013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8%以上，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了28.5%，这相当于减排了2300万吨二氧化碳。这些减排成效的取得归因于大批关停低能效火电厂、大力实施节能增效项目、扩大可再生能源项目规模以及大规模投资于清洁技等多项举措。
尽管这些数字令人刮目相看，但将其保持下去的难度会较大。过去十年间，中国在缓解气候变化方面重点推行较易实施的措施。当前，中国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在持续降低其经济的碳排放强度的同时保持超过7%的GDP年增速。
中国领导层已经下定决心实现这一目标，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低碳绿色增长可为推进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提供机会，而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对中国发展成为21世纪具有竞争力的绿色经济体，实现其重塑 “生态文明”的梦想，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认为，中国低碳发展模式日渐成型，其构成要素包括至上而下且积极的指令性和调控性措施、大规模清洁技术投资和应用以及市场作用撬动。该模式的详细内涵如下：
采取严厉措施和政令，抑制高能耗和高排放的产能过剩行业的增长或逐步淘汰这些行业。例如，2014年，中央政府制定目标，今年要淘汰钢铁2700万吨、水泥4200万吨等落后产能；到2015年，煤炭产量要控制在39亿吨左右。
为此，要优化某些战略性经济领域，具体措施包括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47%以及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等。
把大量投资引入清洁能源领域。中国已经是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生产的领跑者，其拥有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最大装机容量。2005年以来，中国风电新增装机容量每年翻番，到2012年，累计装机容量已达610亿瓦，居世界之首。另外，2012年中国清洁能源领域投资达651亿美元，比2011年增加了20%。这一投资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占2012年二十国集团国家总投资的30%。
鼓励地方政府参与低碳城市试点工程。国家发改委组织开展了42个低碳城市试点，其中许多城市已经开始分析峰值排放年份，为更好地规划和管理城市化进程和工业规模扩大提供一定依据。
撬动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以反映污染物的外部效应，包括碳排放成本。七个省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启动，就是依靠市场实现规模化减排的一大范例。试点省市总人口2.3亿，GDP占全国25%，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国10%（年排放量约为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2013年12月，排放权交易单价为4-12美元（当时欧盟交易单价约为6.8美元）。在世界银行市场准备伙伴机制的支持下，中国政府已经开始设计国家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并计划在2018年启动该系统。
中国国内碳市场的出现将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碳市场的格局。市场必须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其“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中国新推出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一大核心内容。确实，如要高效实现如此大规模的减排，就必须采用市场机制。
中国能否在寻求低碳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持 7%的GDP增速？毫无疑问，这是一项艰巨、繁重的任务。但这也是各国为发展成为21世纪新型经济体而进行的一场竞赛——该经济体具有竞争力，能够促进创新和清洁能源的利用，能够降低经济的碳排放强度。中国已为此制定了计划，将力争在这场竞赛中获胜。
加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