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2015年12月实现千年发展目标（MDG）的最后期限还剩下1000天的时间。钟声滴答，时光飞逝，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既定目标，确保新的目标得以持续，向前推进MDG所取得的成功。
虽然在各国之间和国内都存在很大差异，但很显然过去15年MDG在整体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正如最近世界银行的凯斯·汉森等人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的联名文章所指出，在卫生领域的成就尤为突出。婴幼儿死亡人数从1990年将近1200万人到2011年减少为不到700万人，这只是一个例子，说明一个清晰的、令人信服的和可衡量的目标如何能够激励大家共同采取行动力争实现一项具体成果。
我们盖茨基金会认为尚未完成的MDG的终结贫困的议程应当成为2015年之后我们的头等大事。我们认为，对2015年后的后续目标达成一致的主要目的应当是通过修订的、有时限的、可衡量的、雄心勃勃但又能够实现的目标来延续这一议程。
我在围绕2015年之后的讨论中看到两条线索有可能扩散MDG的力量。一条线索是推动大幅扩展MDG议程，这样有可能影响达成共识和淡化对一套有限的共同优先事项的关注。另一条线索是呼吁制定愿景型目标，比如“消除一切可以预防的死亡”，这样的目标虽然值得称道，但却无望到2030年实现。
MDG代表着全球做出的一种新型的承诺，表明他们打算催化进步和采取全球联合行动，力争在有限的时间内取得具体的成效。这不是画饼充饥，不是联合国成员国在过去往往容易接受的理想化和没有明确界定的目标。MDG是具体的、全球层面的、大体上可以实现的，因而各国政府也感到有责任实现它们。纯粹愿景型的目标很容易被政府所忽略，而且的确它们数十年来通常被忽略。
最近在博茨瓦纳开展的围绕卫生领域和2015年后议程的高层磋商中，我提出我们应当为2015年之后的卫生成果设定宏大但技术上可行的目标。例如，根据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的分析，如果重新采用将孕产妇死亡率降低75%的既定目标作为2030年的目标，就需要各国达到在过去十年取得最大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的95的百分位数上。对于那些初始条件最差的国家，比如艾滋病毒高负担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这样的目标很可能是实现不了的。只要保持目前的降低速度，就可以将孕产妇死亡率降低将近50%。如果我们实行基于当地孕产妇死亡原因和高影响干预的规模扩大化战略，一个宏大而又能实现的目标可以是将孕产妇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二左右。
同样，儿童健康流行病学参考小组的分析显示，到2030年将婴幼儿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二也是一个2015年之后的宏大但又有可能实现的目标。要修订MDG6，一个好的步骤是先制定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的死亡率或发病率的具体目标。这些数字可以说明问题，而且显然需要更深入的分析和征求意见，但这是一个出发点，使我们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制定一套新的卫生MDG。最重要的是具体目标必须既要雄心勃勃又要切实可行，能够提供一个清晰的衡量成败的基准。
考虑到既定MDG进程的经验，显然需要做出一些改变。比如，虽然全球性大目标和具体目标都是而且也应当是这一进程的焦点，但具体目标也可以由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做出调整。MDG进程并非要让各国最边缘化和被排斥的人群受益。在没有分解数据和绩效的情况下惠及他们是不可能的，许多国家目前都做不到这一点。这是一个机会可以让世界银行在此发挥重要作用，投资改善数据收集和衡量体系。世行也可以为其他核心公共卫生职能和公共物品提供支持，比如建立准确记录出生和死亡原因的生命登记系统和跟踪疾病暴发情况的国家监测系统。
虽然有一定局限性，但既定的MDG确实为援助机构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指导框架，引导我们集中力量争取实现共同商定的成果。在卫生领域，我们亲眼目睹全世界千百万儿童和家庭更加健康。如果设定的目标过于宽泛或空想，就会有失去令其发挥作用的要素的风险。有了明智的目标设定和正确的关注点，我们就能确保在未来15年在世界反贫困斗争中取得更显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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