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明智的税收政策有助于增加政府收入，改善健康成果

乌克兰战争引发的冲击波殃及很多国家，而这些国家仍在遭受新冠疫情困扰。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食物、化肥和能源价格飙升，利率上涨，经济增速放缓，财政挑战愈加艰巨。

面对多重危机，几乎所有国家都增加了整体政府和卫生支出，但其中只有少数国家（大多为高收入国家）能够在未来几年内维持这种支出水平。改善国内资源动员，尤其是通过可持续扩展税基的方法，将至关重要。 

对有害于长期增长和公众健康的产品征税即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卫生税”系指对烟草、酒类、加糖饮料等可引发健康相关问题且对个人和整个社会造成危害的产品征收的消费税。此类征税是减少不健康产品消费、挽救生命、筹集急需的政府收入的最经济有效的方法之一。

烟草、酒类、加糖饮料消费每年导致逾1100万人过早死亡（约占全球每年死亡总数的20% ）。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此类产品消费居高不下且不断升高，严重影响了人力资本成果和经济生产率。对烟草、酒类、加糖饮料征收消费税可筹集到大量额外收入，有助于政府获得增加发展相关支出所需的资源。

卫生税的成功实施取决于诸多因素，包括税种如何设计和实施，及其所处的大环境。不过，卫生税仅为一国税收体系的一个锯齿，健全的宏观财政环境对其能在多大程度上达到预期目的的起着很大作用。 卫生税应当以最大效果为目标加以设计。例如，对于大多数不健康产品，从量（基于数量）税比从价（基于价值）税更能改善健康成果，因为前者会提高此类产品的价格，降低其消费量。  从量税还降低产品价格波动，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此外，从量税更易征收，有利于社会遵守税法。 

“按酒精含量征收的从量税较为常见，但用于加糖饮料则是较新的做法。”

从量税可以不同方式加以构设。例如，针对饮料的从量税可根据容量或酒精/糖含量计征。决定对产品的哪个部分征税是界定税收“基础”工作的一部分。这一决定可产生深远影响。酒精或糖含量被用作计税依据时，生产和消费结构就会得到改善：生产者有更大动力重新调配产品，并加大危害更小产品的营销力度。或者生产者会把更高税费相关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从而降低后者的消费。 

不论生产者怎么做，酒精或糖的消费量都会降低，虽然饮料的消费总量未必会降低。而按容量收税会提高所有产品的价格，因而降低消费总量。按酒精含量征收的从量税较为常见，但用于加糖饮料则是较新的做法。这方面令人振奋的创新不断涌现，包括南非和英国使用的征税门槛和等级做法。两国的新证据表明，把糖含量用作计税依据可有效激励生产者重新调配产品，降低糖含量。不过，在高通胀时期，政策制定者必须谨慎行事，以确保通胀不侵蚀此类税种的效果。因此，需要经常性审议针对不健康产品的消费税，以便将消费价格通胀纳入考虑范围。

利用消费税改善健康成果并非新鲜事。例如，这种做法经常用于抑制烟草消费。过去十年来，世界银行和合作伙伴在这方面贡献颇丰。  世行团队近期参与编写了世界卫生组织和伦敦帝国学院合作发布的重要新作：《卫生税：政策与实践》。该书指出，卫生税将在税收体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如何设计、实施、管理以及监测，将决定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健康和收入成果。世行宏观经济、贸易与投资全球实践局全球税务项目新组建的卫生税工作团队，正与卫生、贫困与治理等全球实践局合作，在上述努力基础之上支持世界各国开展卫生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