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在眉睫的全球债务灾难

尽管2020年以来发生了一系列冲击，但截至目前全球经济表现得相当出色。但是，容错空间正在缩小。全球债务总额在新冠疫情前夕就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而现在比那时还高出近25%。这种债务负担有可能削弱所有经济体抵御贸易关税上升这新一轮冲击的能力。

虽然债务对于推动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但它应被理解为一种递延税收形式。通过借债而不是征税，政府能够进行长期投资，在不给当代人造成负担的情况下使未来的纳税人受益；或者在经济紧急情况下，当增税只会加深经济衰退时，通过借债来支撑国民经济增长和收入。

然而，最终总要付出代价，如果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没有超过借贷成本的上升速度，就必须通过提高税收来偿还债务。因此，持续的债务高企就成了经济发展的障碍。

这个障碍比任何时候都高。在过去十五年里，发展中国家借债成瘾，以创纪录的速度积累了大量债务：平均每年占GDP的6个百分点。如此快速的债务积累往往以眼泪告终。事实上，债务积累引发金融危机的概率大约是一半对一半。

此外，这种债务飙升不时被四十年来最快的利率上涨所打断。一半发展中经济体的借贷成本翻了一番，净利息成本占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从 2007 年的不到 9% 上升到2024年的 20%左右，仅此一项就构成了一场危机。

虽然截至目前世界已经设法躲过了 2008-2009年那种“系统性”的金融崩盘，但太多的发展中经济体现在正处于厄运循环之中。为了偿还债务，许多国家正在削减对教育、医疗保健和基础设施的投资——而这些是对未来增长的必要保障。

对于符合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贷款资格的七十八个贫困国家来说尤其如此。这些国家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占未来十到十五年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的 12 亿年轻人中的很大一部分。然而，世界各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却选择了铤而走险。希望又一次战胜了经验，他们把宝押在全球增长即将加速和利率即将下调上——刚好足以拆除债务炸弹。

这种消极应对是可以理解的。设计一个能够确保全球债务可持续性并为有需求的国家迅速进行债务重组的 21 世纪体系是极其困难的。在这样一个体系缺失的情况下，已取得的进展速度过慢，难以避免不断上升的债务风险。

但在债务问题上，世界无法再承受十年的漂移与否认。在目前的政策下，全球增长不会很快加速，这就意味着主权债务与 GDP 的比率在本十年的剩余时间可能会继续攀升。

目前的贸易战和创纪录水平的政策不确定性只会让前景变得更糟。在2025年初，经济学家们的共识预测预计今年全球增长 2.6%，这个数字现在下调到2.2%，比2010年代的普遍水平低了近三分之一。

利率也不会下调。在发达经济体，央行设定的利率预计今明两年平均3.4%，是 2010- 2019年期间年平均水平的五倍多。这将使发展中经济体的困境雪上加霜。在这个公共资源稀缺的时代，需要全面动员私人资本来促进未来五年的增长和发展。

但外国私人资本不太可能流入增长前景疲软的高负债经济体。私人投资者将做出正确的假设，即经济增长的任何收益都将被征税用于偿还债务。因此，减少债务应该是债务与 GDP 比率持续高企的发展中经济体的首要任务。

但我们也需要对更广泛的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国际债务可持续性评估体系亟需升级。目前的体系太快地认定各国只是需要贷款来渡过难关，而如今大多数低收入国家实际上都已资不抵债，需要的是债务核销。各国政府还需要改掉向国内债权人借债的习惯；内债的增加正在扼杀国内私营部门的积极性。

减少债务后，下一个优先事项是加快增长。假装增长会神奇回归是愚蠢的。阻碍贸易和投资的政策——如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应该尽快并尽可能地取消。对于许多发展中经济体来说，对所有贸易伙伴平等削减关税可能是恢复增长的最快方式。发展中经济体也可以通过打造更加有利于投资的监管环境而获得大量收益。而这些收益可以用来将国家的重点转回到发展上，特别是通过加大对健康、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

俗话说，“当你已经掉进坑里的时候，最明智的事情是停止挖掘”。超低利率时代鼓励了太多国家超前消费。而一连串的自然和人为灾害使这些国家在过去五年穷于应付。但现在审慎行事是必不可少的。政府应当恢复使用过去关于什么是过度主权债务的标准，叫做40-60上限，即低收入经济体占 GDP 的 40%，高收入经济体占GDP的60%，其他经济体介于两者之间。

本文首发于 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