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世界银行集团行长一职，为我与全世界一些最具创造力的政界和商界领导人交流讨论提供了很大便利。这些交流讨论的一贯主题之一是，我们必须要加快创新步伐，方能终结绝对贫困，以共享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在关于如何培育和推广应用新创意方面，我们缺乏明确共识。
最近，我有幸与比尔•盖茨进行了一次长时间交流。期间，我们谈论的话题自然转到了哪些因素可以刺激创新之上。比尔及其夫人梅琳达于1994年创办了自己的基金会，此后，他们成功地转变了全世界在卫生、教育和减贫领域的发展抱负。
我曾是盖茨基金会最幸运的受益人之一。2000年，该基金会向我本人作为赞助人之一的卫生领域伙伴机构提供了4470万美元赠款。当时，全球卫生界大多人士拒绝承认耐多药结核病，但盖茨夫妇提供了结核病防治史上单笔数额最大的赠款，目的是找出在发展中国家治疗这一疾病的方法。
在夫妇二人努力应对二十一世纪部分最严峻挑战过程中，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创新性善举模式屡次得以体现。
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晚宴上，比尔介绍了他自己和梅琳达在商界和慈善届建立这一创新性机构文化所采取的方法。他主要介绍了三点内容：
1、创新源自合作
他说，奇思妙想并非独自出现。近期研究表明，创造性与其说是个体的一种特质，还不如说是在合作解决问题的各界人们中自然涌现出来的一种特质。因此，一家机构面临的挑战在于构建可鼓励新创意的机构文化，同时搭建可加强合作的平台。
正如史蒂文•约翰逊在《奇思妙想从何而来？》一书中所指出，我们往往把创新错误地描述为“灵感突现时刻”的产物，即优秀个人陷入苦思冥想之际突发的灵感。
我们谈到了为何最具影响力的创新通常会在大机构内部出现（即便创新速度较慢）。创新通常会在广泛交流和合作之后出现，主要原因在于拥有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个人相互交织，而这一交织一般不会在小机构内部出现。这一点彰显了比尔深入了解某项议题的决心。
十多年前盖茨基金会开始介入全球卫生领域之后，比尔立即埋头研究该领域技术方面的问题。如今，如仍清楚地记得2006年与比尔就艾滋病治疗新药开发事宜进行的一次交谈。他对新药的现有分子构成、其作用模式以及产业化开发进展的认知犹如百科全书般广博，令我对他花时间对这一事宜进行深入研究万分敬佩并感激。
我当初明确感受到（现在更是如此）的一点是，他抓细节——哪怕是最小细节的能力促动了其团队成员纷纷效仿，继而打造了激励创新的机构文化。
2、执着坚毅的重要性
如果不是执着的话，比尔将默默无闻。他展现出了坚毅特质，同时也深信，决心、自律以及坚持是他所知晓的最成功人士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决定因素。史蒂文•约翰逊也持有相同观点，他引用的案例是，查尔斯•达尔文耗时数年精心收集数据，使得其于1838年提出了进化理论。
我们的话题转向父母、老师和机构（如教育和军事机构）是否能够在年轻人中培育这些特质。在韩国教育系统中，学生入学年龄越来越小，他们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一直在校学习。这一系统培养出了可在诸如经合组织国际学生评价项目考试等国际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一些观察人士指出，这种刻苦程度可能会有助于提升该国人口的总体意志力和坚毅性。但从另一方面看，这种情况也引发了争议，即这一系统正对韩国年轻人心理健康产生间接伤害。我们认为，这方面的证据才刚刚开始显现。
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开展的研究明确告诉我们，尽管很难可靠且可持续地提高已测定的人口智商，但“意志力”就像肌肉力量一样，是可以通过锻炼培养的。国家、企业、教育机构乃至家庭能够通过帮助年轻人（和老年人）增强自自律性和坚毅性而培育创新吗？
3、规模化应用创新成果
正如比尔在其经营和慈善理念中所展现出来的，产生奇思妙想仅仅是第一步，将奇思妙想付诸行动并持续取得成果则更为重要，难度也更大。例如，把改善全球健康发展状况的想法或创意转化为更好成果，需要开展严密、精确的评估，也需要适应当地实际，尤其需要制定一份实现规模化应用的计划。
那次晚宴之后，我对创新的可能性及其对我们发展工作（即便是在最贫困、难度最大的国家或地区）的影响更为乐观。
比尔传递的信息是，我们不应坐等一些变革性创意自动蹦入我们的脑子里。创意就在我们身边，它们广泛存在于最贫困国家、私营部门、国际组织、政府部门、学术机构以及民间团体。
如果我们相互合作，深挖细节，坚持不懈，着眼大局，我们很可能缔造出伟大的创新成果，构建更健康、更公平且更具生产力的社会。
我希望了解您对创新有何看法以及从您的经历来看，比尔的部分卓识是否有道理。请给我写信，我将从中选出一些写得最好的信件，并在今后的专栏文章中对其加以介绍。
本博客首次发表于LinkedIn Influen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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