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5月,亚历杭德拉·阿雷瓦洛(Alejandra Arévalo)成为第一位进入智利地下矿山的女地质学家。在此过程中她打破了一个流传甚广的迷信说法:让女人进入矿井会带来厄运。她还触犯了法律,因为当时智利妇女被禁止在地下采矿或从事任何“超出她们体力或危及其身体或精神状况”的工作。阿雷瓦洛的反抗协助引发了一场革命。到1993年对妇女从事采矿工作的各类限制都取消了;2022年时智利采矿劳动力中有15%是妇女,比2007年增加了三倍。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世界各地也取得了同样重大的进展。放眼全球,自1970年以来妇女的法律权利平均提升了约2/3。各类重大改革消除了妇女在工作的各个阶段所面临的一系列障碍,特别是在工作场所状况和照顾儿童方面。然而在全世界庆祝今年的国际妇女节之际,巨大的全球性别差距显然仍然存在。
事实上最新数据显示这一差距比人们之前认为的要大得多。当考虑到在保护免受暴力侵袭和获取儿童保育服务方面的法律差异时,女性只享有男性法律权利的2/3而不是之前认为的77%。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妇女、营商与法律》报告发现没有一个国家——即便是最富有的那些——能赋予女性与男性同等的法律权利。
最大的缺失之处与安全有关:在家庭暴力、性骚扰和免遭杀害方面妇女仅享有1/3的必要法律保护。托儿服务获取渠道不足是另一个障碍。只有62个经济体——不到世界上1/3的国家——建立了儿童保育服务的质量标准,另外128个经济体的女性可能得在工作和育儿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
此外,性别差距比白纸黑字的法律所体现的更大。《妇女、营商与法律》报告首次将190个经济体的法律改革进展与妇女得到的实际结果进行了比较,发现在实施方面出现了令人震惊的拖延。尽管现行法律规定女性享有约2/3的男性权利,但各国在构建全面实施所需制度方面的完成度平均不足40%。
例如有98个经济体立法要求女性同工同酬,但其中只有35个经济体——不足1/5——采取了薪酬透明措施或执行机制来解决薪酬差距。这是对人力资本的巨大浪费,特别是在世界正需要集结所有资源以避免日益增长的经济停滞风险之时。目前每两名妇女中只有不到一人参与就业。相比之下每四名男性中就有三名在工作。
缩小这一差距可能有助于在未来十年将全球经济增长翻一番。在这方面是有着明确证据的:女性、营商与法律得分较高的经济体往往具备更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更强的女性企业家精神以及更积极的女性政治体制参与。简而言之,性别平等既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同样,仅仅追求法律上的平等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一套全面的政策和制度——以及许多国家文化和社会规范的转变——来将妇女赋权成为成功的员工、企业家和领导者。这意味着实施更强有力的执法机制去解决工作场所暴力问题,切实提供托儿服务,并让那些遭受暴力侵害的妇女更容易获得医疗服务。
这些政策可以使妇女在不遭受职业挫折的情况下继续就业,有助于缩小性别工资差距,并重新调整与工作场所和家务有关的性别角色和态度。当更多的女性晋升到领导岗位时,她们就能激励更年轻的女孩们去充分发挥自身潜力。
积极的结果需要时间来实现,但它们确实会成为现实。正如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观察到的那样,美国女性晋升高管现象在1960年代的激增并非偶然,而是法律权利缓慢而稳步累积的产物。
“即使法律没有改变女性的收入,它会也让她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增加了她们手中的选项,” 戈尔丁指出。“对她们来说工作场所变得更安全了,不再基于假定的家庭责任而被禁止或被免除陪审团义务,怀孕时不能被解雇,也不能因为有孩子而被拒绝应聘某份工作。她们——甚至还是女孩的时候——就得到了更好的教育和更多的资源。”
竞争环境的公平化能催生至关重要的经济机会,而且受益者不仅仅是女性。当人类中的一半人赢了的时候,整个世界都赢了。
本文首发于报业辛迪加 (付费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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