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前进展、承诺和挑战是2012年世界艾滋病日的显著特点。科技赋予了我们击败当代最致命传染病的工具，也使得我们敢于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一道设想“没有艾滋病的一代”。
纵观全球，我们拥有了一套数量不断增加的预防工具，我们开发了更多艾滋病治疗药物，其总量大于史上其它所有反转录病毒治疗药物的总和，我们成功地把艾滋病药物的成本从1万美元以上降至100美元以下，我们把获得艾滋病治疗的人数从不到十年前的不足5万人增至当前的800多万人。当前是史上救命性治疗范围扩大最迅速的时期。
根据最新发布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报告》，25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艾滋病毒新增感染人数降幅超过了50%。艾滋病相关死亡人数降幅超过了25%。然而，艾滋病仍是当代最致命的传染病，仍是导致共计6500多万人被感染和3000万人死亡以及每年新增约300万人被感染和200万人死亡的直接原因。
传染病（主要为艾滋病，其次为结核病和疟疾）导致的死亡人数仍占非洲死亡总数的近三分之二。仅就南非而言，近400百万儿童就因艾滋病失去了父亲或母亲甚至双亲。全球艾滋病预防融资止步不前，超过20个非洲国家依赖外部资金来支撑其50%以上的艾滋病预防预算。
全球在抗击艾滋病方面取得的成功为更广泛地应对疾病、无知和贫困等问题指明了方向，也证明了科技、团结、人权和果敢行动等四大要素的变革性力量。
我们在抗击艾滋病方面取得的显著科技进步就是几十年来在很多领域取得的科技进步的很好例证。科技、实施和社会组织方法等方面的持续创新为终结疾病、无知和贫困提供了空前契机，当然前提是我们要充分利用创新成果。然而，单凭科技创新是不足以转变全球艾滋病应对模式的，除非把创新成果与以下各方组成的联盟的空前团结结合起来：保守派和自由派立法者、科学家和活动家、全球北部国家纳税人和过去反对只向富人提供救命性艾滋病治疗、如今敢于设想“没有艾滋病的一代”的南部国家社区居民。
艾滋病预防实践表明，人权是健康和发展的一大前提，这不仅仅是一项原则，也是明确的、从经验中获得的、可以看得见的真理。有效的艾滋病预防——不论是针对边缘化妇女、性工作者和男同性恋者，还是针对静脉吸毒者——意味着可以促进人权事业、科技和服务业的发展。艾滋病治疗依托保健治疗权这一道德原则，而维护这一权利已为更广泛地推动实现保健全覆盖目标提供了动力。
对权利的重视使得艾滋病从一种致命性疾病转变为一项范围更广的社会行动，即对艾滋病患者和边缘化群体而言，保健治疗权就是一项人权，最终可推动人人享有其它人权。
全球艾滋病资料范围的扩大并非得益于对治疗可行性的仔细分析和可行性实证，而是得益于对行动和艾滋病流行伊始似乎太过激进而无法实现的远景目标所作出的道义承诺，也得益于人们对相关流程极不耐烦和为取得成果而付出的不懈努力，具体表现为缩短了药物审批之间、降低了药物成本以及实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治疗。
艾滋病应对行动的附加效益巨大，而且在不断增加。近期刊登于《美国医学会杂志》的一篇研究文章指出，得到美国总统救助艾滋病应急计划（PEPFAR）援助的国家成功地将成年人全因死亡率降低了20%。因艾滋病应对行动而得以巩固的保健平台正使得东非地区国家的婴儿死亡率出现显著下降。
侧重服务提供的资源迅速、大量、集中增加大大改善了一线保健服务。艾滋病应对行动促进了全球保健运动的诞生，使得全球保健资源出现了阶跃式变化。
艾滋病应对行动使得一度濒临死亡的非洲大陆重现生机，以往医院一派冷清且充斥着冰冷的病危数字以及棺材制作工匠在通往拥挤不堪公墓的公路沿线招揽生意的景象一去不返。如今，全球增速最快的十大经济体中，非洲占据了七个；该洲的增速甚至也令乐观人士大为吃惊。
从以上诸多方面看，艾滋病防治工作印证了我们在有生之年已取得的令人惊诧的社会和科技进步。在“没有艾滋病的一代”依稀可见情况下，我们不能踌躇不前。如果成倍加大对科技创新、团结、权利和行动的承诺力度，我们就能实现“没有艾滋病的一代”的梦想。终结艾滋病本身就是终极目标，也是为终结疾病、无知和贫困所作努力的一大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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