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 mercado en Kenia en abril de 2020. Fotografía: © Sambrian Mbaabu/Banco Mundial
“以食为药，以食代药。”通常被误认为是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所说的这句话证明，有营养、安全的膳食能够为人体健康提供支撑这一理念自古就存在。随着消费者努力在其自身烹饪传统、自身财力和当地食物选项与科学建议和营销趋势之间取得平衡，人应当吃什么和不应当吃什么通常抢占新闻头条。
目前，随着如此多人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患病，不健康膳食助长了将其置于更大风险之下的已有疾病。 在世界大部分地方，患病也意味着收入丧失。因此， 新冠肺炎大流行增大了全球消费者、生产者以及政策制定者的感染风险。要确保人们食用健康食物，需要采取哪些措施？回答这一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迫和重要。
随着如此多人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患病，不健康膳食助长了将其置于更大风险之下的已有疾病。
健康食物和适当政策干预措施的构成方面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但越来越多的证据和分析结果揭示，多项行动有可能挽救生命，至少可以改善数十亿人的福祉。
膳食质量对健康至关重要
膳食对世界各地人们的健康状况至关重要。食物并非边缘问题：《2017年全球疾病负担报告》指出，在致残和致死的前五大风险中，代谢性风险占比很大。全球逾20亿人体重超标或肥胖，其中70%以上来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世界卫生组织称，2010年，不安全食物致使约6亿人患病和42万人早亡，危及了民众健康和营养安全。新出现的证据显示，已患有严重肥胖、心脏病和糖尿病等疾病的人们正因新冠疫情遭受着更为严重的后果，包括病症加重和更需要呼吸器等重症护理。
营养不良也会严重削弱人体免疫系统，增大人们患病、保持病态以及因病死亡的概率。铁、碘、叶酸、维生素A、锌等营养元素缺乏最为普遍，全世界有20多亿人受其影响。这一“隐性饥饿”不仅会增大患病和死亡风险，还会助长发育不良、智力损伤以及围产期并发症。这种情况会削弱各国的人力资本和发展前景。
粮食和营养不安全程度预计将加重
粮食和营养方面的全球差异有望进一步恶化。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程度今年有可能因收入和汇款丧失而增加一倍。2008年的经历显示，营养危机正在逼近。在孟加拉国、柬埔寨和毛里塔尼亚开展的研究对2008年全球粮食价格危机的影响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这场危机致使贫困儿童的急性营养不良率上升了50%。其它研究发现的证据揭示，城乡儿童的发育迟缓率均显著上升。
新冠疫情导致健康和营养服务中断、就业机会和收入丧失、国内食物供应链中断以及贫困和脆弱人群受到感染，进而把膳食置于风险之中。与此同时，有证据表明，零食和不易腐败食物的销售量在此次危机期间迅速增长，但蔬菜、水果等新鲜食物以及豆类、鱼类以及肉类等高蛋白食物的销售量则出现显著下滑。据报道，垃圾食品生产企业把此次危机视为扩大其市场份额的一次机会。
新冠疫情导致健康和营养服务中断、就业机会和收入丧失、国内食物供应链中断以及贫困和脆弱人群受到感染，进而把膳食置于风险之中。
在人们最需要健康食物之时，我们怎样才能提升此类食物的可及性呢？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来限制不健康膳食造成的危害呢？我们建议在以下三方面立即采取中期行动：
1、确保食物价格令贫困社区居民能够承受
需采取行动的第一个方面是实行相关政策，确保食物价格令最脆弱人群能够承受。在汲取以往经验教训基础上，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世界银行、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国际组织携手二十国集团、东盟、非盟成员国以及拉美加勒比地区国家的农业部长，呼吁各出口国避免贸易中断，使食物以及农用物资持续跨境流动。
对国际贸易的重视，必须要辅以在实行社交疏离措施和人员流动限制措施的情况下能够确保国内食物生产、加工和营销有效、安全运转的举措。社会安全网计划对向已丧失食物购买能力的家庭提供必要资源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2、确保提高营养水平
第二个方面同样重要：各国必须跳出高热量主食范畴，确保提高营养水平，以此增强民众的韧性，降低其因已有的膳食相关疾病和食源性疾病而面临的风险。就农业领域而言，该项行动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从推广厨房花园、种植生物强化类植物以及生产供国内消费的多样化食物，到完善供储存易腐类营养食物的冷链、升级生鲜食物市场以及投资于提高食品安全水平。
加强营养指导或建议，推广母乳喂养，应对关于新冠病毒转播的错误信息，将有助于保持营养食物作为抗病“盟友”的作用。
就健康领域而言，加强营养指导或建议（如可通过手机提供，同时配以现金转移支付；或通过社区工作者提供），推广母乳喂养，应对关于新冠病毒转播的错误信息，将有助于保持营养食物作为抗病“盟友”的作用，即便在艰难时期也是如此。在设计干预措施时，我们能够从南亚粮食和营养安全项目的发现中受到很多启示。另一项重要资料是Optima营养工具。该工具由世界银行联手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开发，旨在助力提高营养相关支出的效率，使营养服务更好地惠及妇女和儿童等脆弱群体。
3、调整公共支出，将其用于改善健康和营养状况
第三个行动时机成熟的方面是调整公共支出，使其契合健康和营养目标。种粮和吃饭在很大程度上属个人活动，但它们由公共政策以若干方式形成，也由经合组织评估的53国每年高达5000亿美元的激励计划形成。数据虽难以获取，但大多数价格支持类计划被认为面向有限的几种作物，后者构成了富含碳水化合物但营养较差的包装食品的基本成分。
另一方面，水果蔬菜在很多国家仍属令人望而却步的昂贵食物。政府对谷物和食糖的支持，加上私人营销和精美包装，正在助长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民众逐步食用不健康膳食。例如，在尼泊尔，相关数据表明，不健康的零食和饮料产品构成了该国1-2岁儿童卡路里摄入量的近25%。
确保食品安全迫在眉睫——据测算，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食源性疾病每年因生产能力丧失和医疗支出而使其蒙受1100亿美元的经济负担。应对肥胖问题也很紧迫。世界银行关于肥胖症造成的健康和经济后果的一份最新研究报告鼓励各国政府加大对不健康食物的征税力度，对其营销和广告实行监管。在汲取智利和墨西哥等成功国家经验的同时，世界银行也敦促各国政府对健康食品予以补贴，强制要求加工食品贴上适当标签。目前，逾47国已然在试用此类方式。
更智慧地获取公共资源，包括通过对含糖饮料等物品征税获取，将有助于在预算受限和政府加大社会安全网项目实施力度之时产生资源，也可创造更大财政空间来实施健康和营养干预措施，助力抗击新冠肺炎等传染病，同时为子孙后代建立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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