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
10
月
17
日)国际消除贫困日,我们撰写了系列博客文章,重点介绍中国减贫成就——中国对全球减贫做出了最大贡献——及其到
2030
年终结绝对贫困的努力,本文即是其中之一。请阅看本系列博文。
减贫和缩小(收入)差距是大多数国家社会经济政策的两大目标。有些国家可以取得“一石二鸟”效果,同时实现这两大目标,但有些国家也许只能实现其中一个目标,甚至无法实现其中任一目标。在中国,贫困人口减少和收入不平等程度加重相伴而行,至少过去20年中是如此。本文中,我对导致这一失配现象的部分根本因素进行了探讨。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增长、收入差距拉大以及贫困人口减少同时发生。1980年以来,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1980年至2015年,按照中国官方贫困标准(这个标准比2011年购买力平价1天1.9美元的贫困标准高出约21%。)测算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了94%(参见图1)。
对照而言,根据官方测算,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在1980年至2011年间从0.241增至0.39,增幅62%,尽管1980年至1985年间一度下滑并且在2012年后出现小幅下滑。
图1:1980年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和基尼系数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计算。中国国家统计局(2010),《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以及
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en=C01。
注:1980年各收入组别收入由作者采用20个组别住户数据计算。在处理住户累计比例在20个组别的临界线上所处位置不完全一致情况时,假设最后一个组别内住户收入相同。这肯定会高估低收入组别的收入。
这一时期收入最高和最低五等份组住户收入增幅的差异,使得五等份最高组人居收入与最低五等份组人均收入之比从3.3:1升至8.2:1(图3)。很显然,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显著减少的原因在于低收入住户的收入在相当长时期内每年都以较高速度增长。另一方面,收入差距在这一时期内不断拉大,原因在于最高五等份组住户的收入增速大大快于最低五等份组住户。
资料来源:同图2。
中国农村底层60%住户的收入为何在这么长时期内能保持较高的速度增长呢?至少有四个因素发挥了作用。
减贫和缩小(收入)差距是大多数国家社会经济政策的两大目标。有些国家可以取得“一石二鸟”效果,同时实现这两大目标,但有些国家也许只能实现其中一个目标,甚至无法实现其中任一目标。在中国,贫困人口减少和收入不平等程度加重相伴而行,至少过去20年中是如此。本文中,我对导致这一失配现象的部分根本因素进行了探讨。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增长、收入差距拉大以及贫困人口减少同时发生。1980年以来,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1980年至2015年,按照中国官方贫困标准(这个标准比2011年购买力平价1天1.9美元的贫困标准高出约21%。)测算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了94%(参见图1)。
对照而言,根据官方测算,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在1980年至2011年间从0.241增至0.39,增幅62%,尽管1980年至1985年间一度下滑并且在2012年后出现小幅下滑。
图1:1980年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和基尼系数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2015),《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按照1天1.9美元贫困标准测算的贫困数据来自由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局开发的在线贫困独立工具PovcalNet网。
如采用图2中的增长发生曲线(growth incidence curve),则导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和收入差距方面变动不相符的直接原因并不难理解。1980年至2012年的32年中,农村人口人均收入年均增长了6.9%。同期,收入最低20%和40%组别农户的收入年均分别增长了4.5%和6%,收入五等份最高组农户的收入年均增长了7.5%。
图2:中国农村人居收入增长发生曲线,1980-2012
注:1980年各收入组别收入由作者采用20个组别住户数据计算。在处理住户累计比例在20个组别的临界线上所处位置不完全一致情况时,假设最后一个组别内住户收入相同。这肯定会高估低收入组别的收入。
这一时期收入最高和最低五等份组住户收入增幅的差异,使得五等份最高组人居收入与最低五等份组人均收入之比从3.3:1升至8.2:1(图3)。很显然,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显著减少的原因在于低收入住户的收入在相当长时期内每年都以较高速度增长。另一方面,收入差距在这一时期内不断拉大,原因在于最高五等份组住户的收入增速大大快于最低五等份组住户。
图3:土地、收入和消费最高和最低五等份组比率,1980-2012
中国农村底层60%住户的收入为何在这么长时期内能保持较高的速度增长呢?至少有四个因素发挥了作用。
-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产生的效益切实“涓滴”下来了。中国这一人口逾10亿的国度不断加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把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变为城市就业者。1978年至2015年,非农就业人口占全国就业总人口比重从29%增至70%。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就业结构的变化也基本类似。官方数据显示,尽管贫困地区向非农就业转移的人口占当地劳动人口总量的比重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1996年至2009年,贫困地区和全国向非农就业转移的人口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几乎降至零。2002年至2012年底,收入最低五等份组农村住户的工资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从26%提高到43%,增幅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显然,农村低收入住户相应地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产生的就业格局改变中获得了好处。
- 土地所有权制度对中国农村贫困的发生和贫困人口减少产生了显著影响。中国农村土地分配相对很平均,。收入最低五等份组农户户均拥有0.6公顷土地,约为收入最高五等份组农户拥有土地的90%,这一比例比两个组别间人均收入和消费比例的差距要小得多(图3)。相对公平的土地分配使得最贫困人口不仅能按比例享有农业发展和改革带来的效益,还享有国家支农惠农政策所带来的效益。
- 普惠性的社会发展计划对收入最低农户的收入增长做出了贡献。2000年以来,中国实施了几项农村社会发展计划,包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些计划的实施到位确保了低收入农户从中获得的收益大于从其他收入来源获得的收益,这有助于贫困人口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快于其生产性收入的增速。官方数据显示,最低五等份组农户2002年至2012年间增加的转移性收入对其同期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21%。
- 1986年以来在全国实施的专项扶贫工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政府实施了一揽子广泛覆盖多个领域的专项扶贫工程,包括基础设施、社会发展、产业发展以及创收等工程,对贫困户和贫困地区予以扶持,增强了其分享国民经济发展效益和自我发展及创收的能力。据官方不完全统计,1980年至2016年,中央政府专项扶贫资金投入总额达4690亿元(约合7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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