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人信任是比受人喜爱更好的赞美。
——乔治·麦克唐纳
那就当科学家或当医生吧,如此您便有可能昂头挺胸地走上大街上!
但如果您是一名广告业务主管,情形或许未必如此。
益普索(IPSOS)集团针对23国多个职业的可信赖度开展的一项最新全球民意调查就揭示了这一点。
总体而言,信任度方面的最新结果在各地区和各国之间及全球层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我们几乎不可能仅凭想象就能写出一篇关于信任度的文章。例如,言之凿凿地说信任度提升、降低或在一段时期内基本保持不变,并不足以揭示性别、国别以及社会经济等变量之间存在的细微差别。另外,有证据表明,决策者和普通民众对信任度的看法存在显著差异。
全球近期开展的大量民意调查提供的一些证据有助于我们了解全世界目前对信任度的看法,其中包括2019年《全球影响力报告》(PDF格式)、2019财年世界银行集团国别(民意)调查项目以及最新世界银行集团全球有影响力人士调查提供的全新数据。《全球影响力报告》由益普索集团代表哈利法克斯(Halifax)国际安全论坛编写;国别调查项目每年开展一次,就40个左右发展中国家的近1万名有影响力人士和决策者对发展和世界银行集团的看法进行调查;全球有影响力人士调查系在13个经合组织国家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调查对象为意见领袖、有影响力人士以及决策者。这些调查的部分结果可能会令您吃惊。
首先,信任为何重要?
信任会对我们作出如此多决定产生影响——从采购决定到选择航空公司、到转变我们的行为、再到支持改革(最终支持具有改革思维的决策者)均不例外。举例说,我们已经目睹到了公民对汽车制造企业(如大众)“做正确之事”的关切提升时所发生的情况。我们也见证了安全程序未得到消费者充分信任的后果(如波音)。如果执政当局不受信任,后果可能很严重,如埃博拉疫情爆发时,由于民众不信任信息来源而不严格执行有助于阻止病毒传播的指南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便是很好的例证。最后,如果公民丧失对其选举制度圣洁性的信任,他们有可能不予配合并决定不参与投票,从而导致要求对领导人问责的呼声减弱。
我们的借款国政府必须要得到其公民的信任,方能赢得公民对变革和改革的可持续支持。如果公民不信任政府会致力于确保改进服务及其提供方式(而看不到服务成效),则其就不太可能支持政府实行诸如要求提价和/或转变行为的改革。
世界银行集团必须要得到其援助的发展中国家政府以及关键伙伴或利益相关者的信任,方能与其开展有效、实质性的协作与伙伴合作,助其取得更大成果。世界银行集团在若干方面得到了信任,包括其技术专长、对政治经济的理解、创新、可及性以及响应性等方面。归根结底,信任最终依然会是所有此类特质的关键支撑。
世界银行集团也必须在其授权范围内得到信任,方能为其借款国做最有益之事。
此外,了解利益相关者对在世界银行集团所援助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开展工作的其它团体、组织以及机构的信任程度同样至关重要。以要求公民和企业转变其行为的某电力改革项目为例。在该项目下,行为转变包括关灯、使用节能灯泡、改造商用建筑以及投资购买节能机器或冰箱。在政府致力于为该项目寻找赞助方并赢得各方支持的同时,哪个团体/组织/机构可扮演特使角色,为该项目赢得支持及鼓励公民和企业转变行为开展倡导活动?
信任度相关民意调查的结果可指导各组织开展国别工作。相关数据有助于识别政府为取得最大影响而开展合作的对象:政府和其他主体是否应当同倡导行为转变的非政府组织、国内私营部门、信仰型组织和/或技术专家合作,由它们帮助推进项目实施进程并赢得各地区对改革的支持?民意调查可提供参考依据(即利用地方专家或科学家而非广告业务主管的支持来倡导行为转变)!
那么,世人信任谁呢?
本月刚发布的益普索集团2019年《全球影响力报告》深入分析了公民对世界银行集团在内的众多机构影响力的看法。如下图所示, 世界银行集团的正影响力排名在多边机构中低于联合国和欧盟,至少低于4个七国集团成员国。
在世界银行集团支持的其它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我们从世界银行集团国别调查项目中获得了关于信任度的部分线索,特别是意见领袖和决策者信任相关机构能够 “做正确之事”的程度。* 调查数据表明,受访者对世界银行集团持肯定态度,但也给出了一些警告:首先,该调查系世界银行集团针对受访者开展的一项活动,因此有可能使他们给出的评分出现偏差;其次,民意调查结果一般会表明,更熟知世界银行集团与对其更肯定的态度之间存在互联关系(意见领袖对世界银行集团的熟知程度比普通民众大得多)。
*2019财年,国别调查项目(每年开展一次)对4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1万多名意见领袖(如决策者和有影响力人士)进行了调查,同其就与发展及世界银行集团工作和合作相关的一系列议题开展了探讨。
经合组织国家的有影响力人士似乎最信任中央银行,但最不信任私营部门、信仰型团体以及网络社交媒体。
最后,根据益普索集团开展的最新职业调查(调查在当今世界经济规模较大的23国开展),我们发现了对客观型和循证型职业信赖的证据。
各类民意调查的结果确认了我们目前在信任方面所目睹到且经历的大部分现象。这些调查中对信仰型组织的信任度为何显著降低(尽管根据世界银行集团开展的国别民意调查,此类组织在该集团认定的“脆弱国家”受到高度信任)?目前是否有一种总体动态机制能够解释对科学家信任度高且对宗教组织信任度较低的原因?如果我们认可世界银行集团是一个可信任(至少可信任度相对较高)的机构,那么原因是否能够部分归功于其类似于循证型科学家和医生的高水平技术专长(其在全球开展的国别调查中的得分总是很高)?哪些动态因素(如推动因素)可以解释全世界很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意见领袖对中央银行高度信任的原因?中央银行在某一个时刻是否被视为专家级金融管理者?如何解释经合组织国家意见领袖对私营部门的如此多方面信任度较低的原因?对部分媒体机构的所谓“信任滞差”的背后有何真实原因?
找出能够回答上述问题的推动因素将有助于确保采用战略性方式有效开展合作。
总而言之,最有效利用信任度方面的民意数据,将有助于针对非洲、拉美、欧洲或加拿大等地区或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并实施独特且目标明确的合作策略。在提升信任度方面,目前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案。世界银行集团可以为其在各国、各地区及全球支持开展的工作指定有很强能力且可信任的(宣传)信使或特使。可信任的机构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最终能够办成更多事情。世界银行集团将继续在实践过程中发展同各国的良好、坚固且可信赖的合作关系,帮助改善国别成果,为实现其两大目标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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