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2014

就目前情况看，2014年全球经济有望呈现更好的增长态势。主要指标显示，主要增长极的经济呈上行趋势或至少保持稳定。不过，要把这一态势变为现实，决策者们就需足够灵活地制定并实施相关措施来应对特殊挑战。

就美国而言，就业岗位新增速度自去年8月以来持续加速；目前家庭负债总额较2008年底降低了8000亿美元，原因在于流动性较弱或再融资利率较低；目前，房地产市场恢复势头似乎并未停止，因为房产需求有望超出今年年初的房产总量；非金融业公司拥有大量现金，从而使其有能力回应更好的经济前景。最后，国会就2014-2015财年联邦预算达成一致，加上政治势力对调整公共债务上限的反对变弱，使得阻碍去年美国经济复苏的财政拖累状况逐步缓解。

即便存在上述积极因素，但随着联邦储备局（美联储）本月开始放宽其“量化宽松”政策——月度资产购买额削减100亿美元（目前总额为850亿美元），经济复苏仍面临挑战。尽管这一变化的程度有限——相对于美联储目前所持有的2万亿美元资产总量而言，同时美联储给出了前瞻性预测，即基本汇率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处于低位，但由于2013年底财政收入增幅超出了3%，债券市场上之前销声匿迹的反应重又抬头。随着两年期收益也有所增加，市场似乎认为美联储有义务加快其量化宽松政策放宽进程。因此，美联储必须要确保行动与信息的适当平衡，这样才能避免可能有损经济复苏的利率过早飙升。

就欧元区而言，近期预测的货币崩溃风险以及金融和经济瘫痪风险现已大幅降低。尽管受金融危机影响严重的国家失业水平持续居高不下，但据欧洲中央银行预测，2014年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和通胀率将分别增长1.1%，这显示危机的根本影响已逐步退去。

不过，危机仍留下了一些阴影。一些欧元区国家的结构性改革进度滞后，公共和私营部门债务水平仍居高位。此外，该地区现被一致认为很有必要的制度框架尚未得到足够更新。虽然处理这些问题所需的时间势必很长，但决策者们眼下面临一项迫切任务，即今年对其国内银行进行“体检”并开具“处方”。

财政脆弱性和困扰深陷危机的成员国中央银行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之间的恶性循环现已被打破，这主要归因于财政调整计划的实施，尤其是欧洲中央银行就为阻止银行业瘫痪而采取必要措施作出的承诺。尽管如此，银行恢复对私营部门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信贷，对巩固复苏势头将起到根本性作用。只有在银行再次具备吸引注资的能力并开发出利率比当前水平低得多的信贷产品前提下，才有可能恢复提供信贷。因此，欧元区面临的主要政策挑战将是开展“资产质量审查”和压力测试，制定新的足够严格的资本要求，以确保资本交易具有诚信，同时避免惊扰市场。

中国也将面临一大挑战，即合理实施其一揽子结构性改革方案。要提高非国有企业进入包括银行业在内的一些行业，就要在一定程度上放宽监管并逐步淘汰利率调控政策。不过，在此之前，中央政府需控制地方政府过去几年来大量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的地方资金和“影子银行”。上月公布的公共债务审计结果表明，2010年底至2013年6月，地方政府债务增长了67%。在此情况下，今后需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去年12月出现的银行间市场动荡。这一动荡在中国中央银行勉强同意提供流动性后才得以平息。这说明，要避免经济增长停滞，政府部门就必须要谨慎行事，“一次靠一颗石头”渡过“转型河”。

与此同时，税收政策将是日本面临的主要政策挑战。安倍政府实施的激进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已使得日本经济迅速摆脱了通货紧缩造成的颓势。不过，日本公共债务水平已攀升至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50%左右。今年4月，作为解决方案之一的消费税率将从目前的5%飙升至8%。此外，按照计划，今年11月，日本政府将就是否从2015年10月开始把消费税率进一步提高到10%作出决定。重要的一点是，如此高的税负并不会遏制宏观经济政策反通货紧缩的总体趋势。

最后，一些新型经济体国家正在应对美国实际放宽其量化宽松政策。去年夏天，即在去年5月美联储主席向国会议员做演讲（期间，他间接提到了目前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放宽）至去年9月推迟召开的美联储会议期间，“脆弱五国”（巴西、印度、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和南非）资本大量外流，货币大幅贬值。一些分析人士把这一动荡称为“这些国家摆脱上世纪九十年代新兴市场危机而呈现的潜在复兴”。这些国家的共同点是：金融系统规模较大，流动性较强，一体化程度较高；经常账户赤字水平较高（主要原因是美国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以来大量资本流入和货币升值）。

虽然美国已开始放宽其量化宽松政策，但不会出现动荡重现这一基本情况，因为资产价值、汇率和投资者的立场并未改变，而且放宽带来的影响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考虑。另一方面，“脆弱五国”中的四国（巴西、印度、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将于2014年进行大选。虽然四国仍无法避免资本流入骤停的影响，但其宏观经济表现将取决于其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和政治风险。

综上所述，2014年的全球经济存在乐观空间，但要保持谨慎乐观，因为全球经济的成功取决于决策者正确平衡世界主要几个地区经济增长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