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给男性和女性的生活蒙上了大小不等的阴影

2020年春季和夏季，随着多国政府实施“封锁”措施，全世界大部分地方的社会和经济活动被按下了“暂停键”。数以百万计家庭的成员被迫待在家中。全球民众因新冠疫情遭受了生活和生计损失。与此同时，我们对此次疫情将如何对不同人群造成不同影响知之甚少。我们自问道：新冠疫情将如何对世界各地的性别不平等产生影响？疫情会对男性和女性造成显著不同的伤害吗？ 

十四个月后的今天，我们仍未找到全部答案。但得益于为回答上述问题所付出的努力及对世界银行、联合国以及其它机构收集的新数据的分析，我们找到了部分答案。

我们在一年多后找出的答案是：男性和女性以显著不同的方式经历了此次危机。尽管男性更有可能因新冠疫情遭受生活损失，但女性在就业、收入和人身安全方面比男性遭受了更大损失。我们分析的数据和研究成果揭示，性别平等的不同方面存在以下差异：一是人们健康和受教育状况（“禀赋”）的差异，二是人们生计和收入（“经济机会”）的差异，三是人们话语权和决策权（“能动性”）的差异。此外，这些数据和研究成果还揭示，男性和女性在经济和家庭方面对此次危机的感受不同。

在一个复杂且多样化的世界，我们只能判别出总体情况。诸如年龄、教育、收入、残疾、种族等诸多其它因素将在人们对此次危机的感受中得到体现。这些因素与性别相互交织，会对男性和女性的脆弱性和韧性产生影响。

从医疗卫生角度看，男性的新冠肺炎死亡率和感染率普遍高于女性。在南亚地区，超过四分之三的新冠肺炎相关死亡发生在男性中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这一比例高达61%，中东和北非地区的这一比例达59%。较高的男性死亡率也有可能对死者家庭中的幸存者产生难以承受的影响，对最有可能赚取更低收入且需要赚回过世男性生前所挣收入的女性幸存者尤为如此。

不过，女性的健康状况以其它方式受到了影响。亚美尼亚、巴基斯坦或塞内加尔等国的女性更有可能比男性经受新冠疫情相关应激反应和担忧。在巴基斯坦，82%的女性表示经历了疫情引发的应激症状，男性的这一比例为74%。在塞内加尔，女性表示其比男性更多地表现出极度担忧（此类女性占比56%，男性占比46%）。在亚美尼亚，女性的焦虑程度更高：表示焦虑程度最为严重的女性占43%，男性的这一比例为29%。

从教育角度看，我们发现，关于如下早期假设的证据几乎没有：家庭会把稀缺资源优先用于男孩而非女孩的教育。不过，关于这一议题的实证资料很缺乏，原因在于更多国家在以下方面的具有国际可比性的数据尚不能获得：学校重新开放的地方发生的情况。有预测表明，新冠危机所致辍学方面的性别差异可能因地区和教育级别而异。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0年7月的预测，大学、小学和初中学生中，男生不返校上学的风险大于女生；学前和高中学生中，女生的这一风险大于男生。在一些地区，女生似乎尤为脆弱：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各级教育（学前教育除外）的更多女生估计受到了影响。在面临风险的学生最为集中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地区，少女面临特别高的不返校上学风险。

从就业角度看，性别因素比教育、所在地或代别等因素的影响更大。Maurice Kugler及其同事近期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女性更有可能在疫情爆发后的头几个月内失业。该研究依据了对40个发展中国家开展的高频次电话调查的数据（经整合）。女性职工在2020年4-6月间失业的概率为36%，男性职工的这一概率为28%。在拉美地区开展的另一项研究表明，女性在疫情爆发伊始失业的可能性比男性高出了44%。关于疫情初期过后男性和女性失业的变化情况的实证资料仍很缺乏，但可获得的数据揭示，女性重返工资类就业的速度慢于男性。各国由女性担任高层管理者的企业似乎也比由男性担任高层管理者的企业遭受了更大的负面影响。这些差异中，部分与以下事实有关：女性因学校关闭引发的照护需求增加以及因患病家庭成员增加而承担更大责任，这进一步限制了她们可用于工作的时间及其随着经济重启重返工作岗位的能力。

此外，女性在人身安全方面也遭受了损失。尽管数据很敏感且不易获得，但不同来源的数据指向了同一方向：针对女性的暴力显著增加。求救热线的呼叫量骤增，服务提供机构登记的新增案件、警方收到的举报案件以及就该议题开展的专项调查发现的案件均出现了显著增加。例如，在印度尼西亚，83%的受访者表示，其所在社区女性因新冠疫情而遭受其亲密伴侣的暴力增加。与教育领域情况类似，关于少女怀孕率和童婚率增加是否且如何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我们并没有全面且统一的答案。我们需要更多更好的数据，也急需此类数据。

数据稀缺制约了我们在疫情爆发一年后总结出明确的启示。数据有限性影响到了可呈现的信息的质量和深度。新冠疫情所致社会经济影响方面的信息基本来源于远程调查，这对评估新冠疫情所致的分性别影响构成了挑战，其中包括与受访者选择、调查时长以及议题覆盖相关的影响。在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方面，只有少数几项调查对女性的举报率进行了评估，大多数其它来源的数据依据的是服务提供机构发布的信息、警方报告或社交媒体的分析。此外，教育、童婚以及少女怀孕等三方面的数据和分析太过稀缺，以致我们不能得出任何结论。

尽管存在上述制约，但我们仍能清楚地看到新冠疫情给男性和女性的生活和生计蒙上了大小不等的阴影。更为重要的是，疫情提出了关于如何最有效应对才能确保所有人在复苏过程中具备韧性的诸多问题。 我们所掌握的数据已明确揭示了新冠疫情之下的性别平等状况以及疫情期间的不同经历。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如何利用新数据和分析结果并将其转化为能够指引我们走出危机、变得更强大并且更好地为未来做准备的政策行动。疫情爆发之前禀赋、经济机会以及能动性方面的性别差距因此次危机而拉大。在向全世界妇女和女童赋权方面，我们需要协同努力，目的不仅仅在于缩小并弥合这些方面已拉大的性别差距，还在于预防妇女和女童在今后冲击中再次掉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