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透明国际发布了2013年“腐败晴雨表”，报告了对全世界107个国家11.4万人的调查结果，调查的内容包括受访者与腐败对相互影响、他们认为最腐败的机构和行业、他们对自身在反腐败中能否起作用的看法等。报告概括了若干趋势，包括认为在很多行业腐败呈现出恶化趋势；报告还呼吁政府加强其问责平台，提升采购和公共财政管理标准。今年的调查发现，在过去一年内27%的人表示自己有行贿行为，与2010年/2011年的比例（26%）基本相同，这就是说调查对象中四分之一的人接触到贿赂。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受访者行贿，理由是什么呢？最频繁给出的回答，即40%的受访者给出的回答是，“加快办事速度”。在我看来，这种为了加快服务速度而导致的高行贿率说明了一种令人担忧的默契：行贿者可能觉得有权在牺牲他人的情况下获得更快的服务。
虽然报告中概括的许多趋势都能用世界银行调查收集的证据来确认，但我们往往也看到，腐败常常出现在较为微妙的交往中，只关注贿赂本身可能会错失故事中的大部分内容。所以，我很高兴看到，报告将其分析与更难以捉摸的施加影响的手段相平衡。
例如，调查问到个人接触或关系在人们与公共部门打交道中的重要性。65%的受访者回答说个人接触和（或）关系“重要”或“非常重要”。这个比例之高令人震惊，因为在税务申报、企业注册、汽车牌照申请等必要的政府管理和民事中，在标准化和不受个人影响的情况下效率是最高的。
认为腐败是别人的问题，这一点想想很容易；事关遥远地方的某些人，“那里就是这么办事的”。这种观点很普遍，但也是错误的。一般来说，腐败的是个人，不是国家或企业，行贿者比比皆是。在世界银行目前列入黑名单的503家企业中，262家是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底线是，腐败随处都可能发生，所以我们怎样才能减少腐败的风险呢？执法很重要。腐败盗窃穷人，因此任何腐败应对措施都必须考虑到承担其代价的人。目前有12亿人口生活在极贫状况。贿赂和治理不当造成的每一块钱的损失都使他们无法得益于共同的繁荣，迫使他们做出不公平的选择，比如请吃饭，或者为了给孩子看病送红包。但是，仅靠执法还不够。
据世界银行估计，每年的贿赂金额多达1万亿美元。据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主持的非洲进步委员会估计，由于在五笔自然资源交易中使用了低估的价格，给刚果民主共和国造成的损失高达13.5亿美元，相当于其医疗卫生和教育预算的两倍。假如这些资金得以保留和适当使用，会给世界上最贫困的人口带来深远的效益。
在2012财年，世界银行为帮助各国改善公共部门效益和问责提供了41.9亿美元的贷款。我们帮助马拉维政府清理了5千“吃空饷”名额，用节省下来的钱增加聘用了10%的小学教师。我们还帮助对22家苏丹新闻机构的记者进行了政府预算培训，使他们能够“跟踪资金流向”，提升问责度。集体行动与执法相结合，倡导与加强治理相结合，问责制就能发挥作用。
迄今集体行动的结果在全球雷达上反映良好：一些国家的政府着手以过去无法想象的方式落实反腐败法。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很多发达国家贿赂还能免税。截至2012年，经合组织贿赂问题工作组记录经合组织国家从1997年以来办理执法案件709件、正在进行调查286项、实行制裁300件，包括66人判处监禁。而且某些国家的政府采用了新的手段发现违法行为，比如举报人保护和奖励计划。
然而，最重要也是最有效力的是联合起来反腐败，最佳方式就是人人下定决心对腐败说不。我们都与我们所工作的地方和生产我们所购买的产品的地方相关联并负有责任。我们已经要求他们成为绿色的，让我们也要求他们成为干净的。企业已开始重视商业道德，因为他们认识到腐败的少数人的违法行为会对诚实的多数人造成无数的问题。我们作为他们的雇员和顾客，能够鼓励这种发展趋势。我们通过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钱包，可以帮助他们保持诚信。
遵照道德标准工作，遵照道德标准购物，支持国家和国际的反腐败努力，我们就能在维护全世界最贫困人口的利益方面取得可观的进步。同心协力，让我们加强集体行动，对“腐败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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