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振国际贸易？

经过几十年不断加速的全球化，2008年以来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表现大致相当。 虽然贸易增长放缓不是去全球化，但理应对这些事态发展感到担忧。在全球一体化加速的几十年里，实践证明国际贸易是促进繁荣发展的重要引擎 。在拥抱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全球化推动了人均收入增长和减贫进程。

然而，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经济安全的担忧和供应链韧性促使一些国家通过改变供应链 “去风险”。 除此之外，我们看到为解决国内贸易的分配影响和支持全球绿色转型的贸易壁垒和补贴大量增加。虽然这些担忧都是合理的，但我们必须避免这些做法带来的非预期的后果，特别是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

本文将讨论在动荡时期重振国际贸易的三项建议。在讨论具体细节之前，需要先介绍一些背景情况。

与过去五十年里的任何一次全球复苏相比，我们目前经历的货物和服务贸易增速是最低的。 尽管全球贸易额高于 2019 年的水平，但2023 年的全球货物贸易额相比2022年出现下降。此外，在贸易和投资疲软、利率高企、债台高筑和偿债支出不断膨胀的背景下，预计2024年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将连续第三年放缓。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落后于发达经济体的贸易，也落后于本国的经济活动，这些趋势令人担忧。世界银行即将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出口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等收入国家创造就业和收入增长做出了贡献。参与国际市场也提高了有薪就业相对于自营就业的比例，促进了就业正规化。

除宏观经济环境外，造成国际贸易增长放缓和贸易格局重构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政策抉择。 自2020年以来，出口禁令和其他贸易限制措施的数量增加了三倍，越来越趋向于通过“近岸外包”方式在地缘政治上接近的国家之间开展贸易。

这些措施降低了全球经济效率。从俄乌战争开始以来对贸易限制的依赖日益增加，包括对主要粮食和农业投入品的出口禁令，导致粮价上涨和波动性增加，进一步加剧了粮食不安全状况。

补贴的大量增加对贸易的扭曲作用甚至超过关税。 如今，将近一半的贸易品都有补贴，比2012年的20%显著增加。农产品补贴平均达到15%，制造业产品补贴平均达到8%，这些快速增加的补贴等同于关税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气候变化方面，由于各国的减缓政策参差不齐，在合规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对于贸易可能将全球生产转移到不太环保的地方的担忧是有理由的。为了降低这些风险，对进口产品的可持续性标准大量增加，并建立了碳边境调节机制，以防国内生产商受到来自环境标准低的国家的不公平竞争。

然而，用心良苦的政策可能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非预期的严重后果。可持续性标准的执行成本高昂，可能会对机构能力薄弱的国家造成惩罚过重。边境碳税调节也是如此，可能会对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和农业生产者产生不公平的影响。

所有这些措施的结合和深化都可能对国际贸易产生重大影响，乃至对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对现有估算的评估显示，由此带来的长期损失可能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至7%之间。我们需要在值得称赞的目标和实际后果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为此，我们必须有一整套协调的战略行动来支持发展中国家，为其找到一条平衡的过渡路径 。

其中有三项行动最为突出。

首先，在全球层面，我们必须恢复基于规则的贸易制度的基本功能。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提供可信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全球公共产品。

第二，在区域层面，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有助于确保市场准入、降低交易成本和增进透明度。新一代贸易协定特别令人感兴趣，因为它们还关注对贸易至关重要的边境后问题。这些更深层次的贸易协定关注国内市场的公平竞争、国有企业的公平竞争环境，甚至劳工和环境标准。然而，应该有意识地努力确保这些区域贸易协定——尤其是更深层次的贸易协定——在依赖高度相似的原则和操作标准的意义上具有“互操作性”。

第三，尽管当前存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保护主义压力，但发展中国家都应努力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近年来没有出现放缓的一个领域是数字服务。虽然发展中经济体的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下降，但线上服务销售额在2005年至2022年期间增长了250%。数字服务为妇女、青年和其他弱势群体提供了巨大的就业潜力。但是，在很大一部分人口不能上网、甚至没有通电的情况下，成为数字服务出口商是具有挑战性的。因此，促进数字化和提高通电率应成为全球一体化议程的一项内容。

所有这些担忧和可行备选方案将在今后几天的世界贸易组织第13届部长级会议上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