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移民

1964年我从韩国来到美国，那时候韩国是一个很穷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专家、也包括世界银行的专家都认为韩国毫无经济增长的希望。
 
我们全家先是搬到得克萨斯州，后来又搬到爱荷华州。那时我才5岁，我和哥哥姐姐都不会说英文，而我们的邻居和同学们大部分都从未去过亚洲，我感觉就像个地地道道的老外。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全家逐渐融入了我们的第二故乡，而它也通过多种方式逐渐了解了多样性和多元文化的好处。但是，正如上个月教皇方济各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时所强调的，美国，这个由移民建立起来的国家，还需要多做些事来拥抱“我们之中的陌生人”。
 
我作为移民的经历固然不易，但完全无法与那些为逃离连年战乱而步行、乘火车、乘船和开车先是涌入周边邻国、最近有涌入欧洲的数百万难民相比。
 
在生活被战争撕裂的叙利亚难民和像我这样的经济移民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对于接收国来说，安置难民和对移民敞开大门可能带来不同的挑战。但是，正如工作年龄的移民进入一个人口老龄化的国家能为各方面带来好处一样，难民涌入也能成为接收国、包括那些资源有限的接收国的财富。
 
全世界86%的难民被发展中国家接收。例如，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接收了370万难民，是欧洲国家接收难民人数的8倍多。在2014年，世界主要难民接收国（巴勒斯坦难民除外）为土耳其、巴基斯坦、黎巴嫩、伊朗、埃塞俄比亚、约旦、肯尼亚、乍得、乌干达和中国。

土耳其接收了190万叙利亚难民，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土耳其政府安置难民的经费支出逾76亿美元，还允许大多数登记过的难民留在难民营之外，给予他们行动自由，保护他们不被遣送回国，并满足他们的急需。难民可以获得医疗卫生服务，并越来越多地获得受教育的机会。
 
这对土耳其的经济带来了什么影响呢？带着财产来的叙利亚人很多人在土耳其投资。2014年叙利亚人占土耳其新注册外资企业的26%。世界银行最近的分析显示，虽然大量涌入的叙利亚人挤占了土耳其工人在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位置，但后者也得益于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正规化，得以进入正规就业，工资得到提升。初步调研结果显示，在接收登记过的叙利亚难民的地区，贫困率的下降速度超过其他地区。难民的到来是否是一个促进因素，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但是，与此同时，大量叙利亚难民涌入约旦和黎巴嫩极大地增加了对水、电、学校和医院的总体需求，使这两个国家不堪重负。国际社会为难民提供了人道主义救援，并在有限的范围内向接收国也提供了援助，但还远远不够。
 
今天，平均而言，难民保持其难民身份预计可达17年之久。因此我们需要超越人道主义救援寻找开发型解决方案。如果接收国能够为难民参与经济建设开辟路径，正如土耳其所做的，那么大家都会受益。如果发达国家、特别是那些人口下降的发达国家接收难民，益处还会更大。大部分证据表明，像普通经济移民一样，难民会努力工作，他们贡献的税收会超过他们消费的社会服务。
 
我最近刚刚去过韩国，在韩国我提出了接受移民的问题，无论移民是来自亚洲邻国还是其他地方。我提出的问题是，来自印尼、坦桑尼亚或叙利亚的人能否加入韩国籍，就像我加入美国籍一样。尽管韩国人能够自由向世界各地移民而从中获益匪浅，但近期内接受叙利亚裔韩国人作为韩国社会正式成员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韩国也存在人口老龄化问题，要想继续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就需要大量引进年轻工人。许多发达经济体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管理好这种变化，欢迎移民和难民，制定计划帮助他们安顿下来并有可能最终成为公民，就像我12岁时成为美国公民一样。
 
这是一种明智的策略，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增长低迷的时期。欢迎难民并帮助其他国家有效地收留难民的国家是在做正确的事情，对于受苦受难的人类同胞、对于全球经济都是正确的事情。

本文首次发表于华盛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