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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2022年3月18日首发于布鲁金斯学会
通货膨胀回潮，正在肆虐世界。2021年经济活动剧增、供应链中断以及大宗商品价格飙升等因素共同把全球通胀率推升至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图1）。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率达到 了2011年以来的高点。在制定了通胀目标框架的经济体中，半数以上超过了通胀目标。
随着乌克兰战争爆发，形势迅速恶化到惊人的地步。粮食和燃料价格已然飙升，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均为天然气、石油、煤炭、化肥、小麦、玉米、菜籽油等多项大宗商品的出口大国。欧洲和中亚的部分国家、中东和非洲的小麦进口几乎完全依靠俄乌两国。对于低收入国家，供应中断和更高价格可能导致更严重的饥饿和粮食不安全状况。供应链中断可能会广泛加剧通胀压力。
通胀率攀升给全世界很多家庭带来重大挑战。物价上涨有可能侵蚀实际工资和储蓄的价值，使得家庭愈加贫困。但通胀的影响并不整齐划一：较之富裕家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受到更大的高通胀不利影响，这反映出不同家庭收入、资产和消费篮子构成的差异。不过，通胀可能不太直接影响生活在全球贫困线以下的最贫困家庭，原因在于此类家庭的工资收入或资产极低，往往依靠生计农业或易货交易的非货币收入，而这些收入可能不太易受通胀影响。
收入构成
在发达经济体，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往往比富裕家庭更多地依靠工资收入和转移支付（图2）。物价涨幅通常大于工资和转移支付增幅，而自雇收入、投资收入更有可能跟上通胀幅度。因此，相对于最富裕家庭而言，通胀更可能减少贫困家庭的收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情况类似。例如在巴西，高收入家庭的自雇收入和投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高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不过，最贫困家庭还可依靠非货币收入。
金融资产构成
贫困家庭通常没有能抵御通胀影响的金融产品，因为他们支付不起前期或持续性成本。例如在美国，几乎所有家庭都在金融机构开立了交易账户或支票账户。然而，拥有储蓄或投资产品的家庭要少得多，而且分布极不均衡：最富裕的25%的美国家庭持有存款凭证的概率是最贫困将家庭的五倍，持有储蓄债券的概率是后者的六倍，持有投资基金的概率是后者的十二倍。
简而言之，高通胀往往会恶化不平等或贫困状况，因为与富裕家庭相比，贫困或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和储蓄受到的冲击更大。近期摆脱贫困的家庭有可能因不断升高的通胀率而再次陷入贫困。
消费篮子构成
实际上，贫困家庭可能比富裕家庭承受更高的通胀率。消费者价格通胀率衡量指标采用代表普通消费者的消费品篮子计算。但是，各收入组别家庭开支的实际构成有很大差异。举例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最低收入家庭将约50%的总收入花在食物上。对于最高收入家庭，此项开支仅占20%（图3）。近期的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对最贫困家庭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在经济危机期间，高收入家庭能够轻易地从高品质商品转向较低品质商品，也能够更好地抓住大宗购买折扣和促销机会，而贫困家庭则一般没有这些选择。
在一些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粮食价格上涨确实有可能惠及很大一部分贫困人口。在一般的发展中经济体，生活在贫困线边缘或之下的家庭中，五分之一以上为粮食净出售者，因此粮食价格上涨可能利好这些家庭。但是，发展中经济体的绝大部分贫困人口仍是粮食净购买者，所以粮价飙升往往会提高总体贫困率。
政策制定者能够做些什么
各国政府已经在通过补贴来减轻高通胀对家庭的影响。一些情况下，补贴是缓解冲击影响的有效的过渡性工具。但往往使用的时间太长，就总会带来不利影响。补贴可能快速减少基础设施、医疗卫生以及教育领域支出。能源补贴往往更多地流向富裕家庭而非贫困家庭，还会助长过度消费。
令人担心的是，很多国家正在考虑采用贸易限制措施和出口禁令来保障国内粮食供应。他们应该放弃这种打算。此类政策在国家层面似乎适当，但往往会造成糟糕的全球性后果。2010年-2011年粮食价格飙升期间，贸易限制虽然抑制了国内价格，但加剧了全球价格上涨，把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推入贫困境地。
政策制定者应当采用社会福利政策来保护最贫困人口免受价格上涨冲击。此类政策可包括有针对性的安全网，如现金转移支付、粮食和实物援助 ，学校供餐计划以及公共工程项目。计算不同收入组别的通胀指数有助于了解贫困家庭实际承受的通胀水平，可为社会安全网的设计提供参考依据。为避免各国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需要开展国际合作和沟通交流。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中央银行也迅速采取措施控制通胀。在确定后续行动时，央行应当关注对贫困和不平等的潜在影响。各国政府也可提升抵御通胀影响的金融产品的可及性，帮助贫困家庭保护资产实际价值——加大金融行业竞争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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