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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 Stern ，特邀博主，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前主席，现任哥伦比亚大学里士满中心 Ronald O. Perelman 项目的 高级研究员。
2010年，我似乎达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顶峰：美国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协会（该协会自美国国家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建立以来，一直在社会立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领导人，受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提名，进入两党合作的辛普森-鲍尔斯委员会，对美国的长期赤字问题提供建议和解决方案。尽管如此，当年，我以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IU）主席的身份卸任。
我并非因为厌倦而辞去该职务，而是我在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掌舵近十五年，已失去对劳动力未来的预测能力。在上世纪90年代以及本世纪早期我能够做到，但是到2010年，经济改变和破碎化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我已看不清劳动力未来的发展方向。在那一年的年末，我踏上了为期4年的探寻旅程，去寻找职业岗位、工作和“美国梦”的未来。我的探寻旅程与当今的重大经济趋势相吻合——失业型复苏以及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在越来越少的少数人手中。
工资停滞不涨，人们不得不从事两到三份工作，才能维持目前的生活状况。学生们背负着数千美元的债务从大学毕业，却并未获得任何实质性的就业前景。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发现工会在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发展中将会发挥有限的作用。这不仅是因为工会的适应速度一般较慢，而且还因为现行经济正在因新技术而发生转型。随着新技术的出现，更多工作将由机器自动完成，全职工作岗位将变得越来越少，集体谈判的效用将削弱，最终使需要缴纳会费的工会成员慢慢减少。
目前，新的工作格局已然形成，即很多工作会交由自由职业者和临时工完成，他们在其工作生活中拥有更多的自由和灵活性，但缺乏工作保障，并与之前的全职雇员相比，对于雇用他们的人和公司所产生的影响会大大降低。我的注意力转向了更大的问题：如果未来的职业岗位和工作变得比现在更少，人们该如何谋生、安排他们的时间以及寻找他们的生活目标？另外，我们如何才能阻止因收入差距过大而可能出现的社会不和谐和动荡呢？
我相信有一种解决方案——全民基本收入计划。想象一下，每个月每一位美国人都会收到一份装有一张支票的邮件，而无论他们是否工作，这些钱足够消除贫困，并能给每个人带来实现其梦想的机会。全民基本收入计划可能是针对我们的经济问题最实用的解决方案，并且我国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政党都有可能支持该计划。
该计划在别处已然奏效 ……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在加拿大、非洲和欧洲，已经进行过基本收入政策试点。上世纪70年代中期，加拿大小镇Dauphin成为这一重大试点政策——最低收入政策的首个尝试者。该政策旨在确定最低收入保障是否会成为阻碍人们工作的诱因。在为期五年的试点中，只发现2组人群的工作时间减少：青少年（因为他们没有供养家庭的压力）和初为人母的妇女（因为她们想有更多的时间陪护孩子）。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发现。正如预期的那样，贫困消失了。出乎意料的是，住院率，尤其是与精神健康和意外事故和伤害有关的入院率在下降。高中毕业率在上升，这表明如果一个有保障的年收入计划在社会上得到广泛实施，可能会在社区层面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和社会成果。
纳米比亚Otjivero-Omitara地区的人们也领到了他们的基本收入
2008和2009年，在纳米比亚的贫困地区Otjivero-Omitara进行了基本收入的试点项目，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首先出现了创业的增长，这一点尤为明显：居民的平均收入得到了增长，超过基本收入的39%，许多接受基本收入的人都能够创办自己的小企业，比如面包烘焙、制砖和服装缝制等。有保障的基本收入增强了家庭购买力，从而为这些商品创造了本地市场。另外，还产生了其他一些效果：基本收入降低了女性对男性的生存依赖，从而使她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性行为，从必须从事性交易的压力中解脱出来。这将使艾滋病毒呈阳性的居民有更多时间和资源，前往戈巴比斯镇去获得他们所需的药品。被确认为体重不足的儿童数量从42%下降至10%。辍学率下降了40%，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父母能够有更多的钱来支付学费和校服。家庭负债在降低，储蓄增加，牲畜和家禽饲养量也在增加。最后，并没有出现预计的酗酒现象的增多，部分原因是社区委员会与当地的小酒吧业主达成协议，在政府每月发放补助的当天不出售含酒精饮料。据报道，纳米比亚政府于2015年7月开始“正式考虑”推行国家基本收入计划。
芬兰将于2017年开始实施一个为期两年的试点项目。该项目将是迄今为止在发达国家实施的有关基本收入计划最为严格的测试项目。芬兰中右翼政府已经设立了200亿欧元以支持该试点项目就各种模式开展研究，包括一份完整的基本收入计划，它将取代大多数的、经过经济情况调查后而发放的福利项目（部分基本收入计划）以及负所得税措施（即人们能挣得更多收入时，其所获福利将会减少）。
在任何时候，当我提到无业未来时，我绝不是指在将来没有任何工作。我只是认为我们将会步入具有更少全职工作（可能只剩下数千万岗位）的时代。到那时，剩下的工作要么薪酬很高且具有保障，要么属于不定期的兼职工作，并且大部分工作是根据人的主动性、创造力和能力来开展，而不是那些简单重复的操作。现行的社会契约关系将会把第二类工人置于不利境地。
我对基本收入计划的支持，源于我相信我们必须从收入缺乏这一贫困问题的核心来应对贫困，而不是去解决其贫困问题的症状。此外，随着重大的技术进步，更多中产阶级的工作岗位也在消失，这就需要新的全民支持的新体系产生。如缺少好的工作岗位以及令人满意的工作，则下一代就会渴望营造一种远离贫困和低收入工作的生活，我们应该努力向他们提供这种机会。
本文摘录自《提高下限：全民基本收入计划如何能够恢复我们的经济并重建美国梦》( ‘Raising the Floor: How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can renew our economy and rebuild the American dream’, )，作者：Andy Stern，将由公共事务出版社于2016年6月出版。
Andy Stern ，特邀博主，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前主席，现任哥伦比亚大学里士满中心 Ronald O. Perelman 项目的 高级研究员。
2010年，我似乎达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顶峰：美国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协会（该协会自美国国家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建立以来，一直在社会立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领导人，受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提名，进入两党合作的辛普森-鲍尔斯委员会，对美国的长期赤字问题提供建议和解决方案。尽管如此，当年，我以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IU）主席的身份卸任。
我并非因为厌倦而辞去该职务，而是我在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掌舵近十五年，已失去对劳动力未来的预测能力。在上世纪90年代以及本世纪早期我能够做到，但是到2010年，经济改变和破碎化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我已看不清劳动力未来的发展方向。在那一年的年末，我踏上了为期4年的探寻旅程，去寻找职业岗位、工作和“美国梦”的未来。我的探寻旅程与当今的重大经济趋势相吻合——失业型复苏以及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在越来越少的少数人手中。
工资停滞不涨，人们不得不从事两到三份工作，才能维持目前的生活状况。学生们背负着数千美元的债务从大学毕业，却并未获得任何实质性的就业前景。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发现工会在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发展中将会发挥有限的作用。这不仅是因为工会的适应速度一般较慢，而且还因为现行经济正在因新技术而发生转型。随着新技术的出现，更多工作将由机器自动完成，全职工作岗位将变得越来越少，集体谈判的效用将削弱，最终使需要缴纳会费的工会成员慢慢减少。
目前，新的工作格局已然形成，即很多工作会交由自由职业者和临时工完成，他们在其工作生活中拥有更多的自由和灵活性，但缺乏工作保障，并与之前的全职雇员相比，对于雇用他们的人和公司所产生的影响会大大降低。我的注意力转向了更大的问题：如果未来的职业岗位和工作变得比现在更少，人们该如何谋生、安排他们的时间以及寻找他们的生活目标？另外，我们如何才能阻止因收入差距过大而可能出现的社会不和谐和动荡呢？
我相信有一种解决方案——全民基本收入计划。想象一下，每个月每一位美国人都会收到一份装有一张支票的邮件，而无论他们是否工作，这些钱足够消除贫困，并能给每个人带来实现其梦想的机会。全民基本收入计划可能是针对我们的经济问题最实用的解决方案，并且我国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政党都有可能支持该计划。
该计划在别处已然奏效 ……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在加拿大、非洲和欧洲，已经进行过基本收入政策试点。上世纪70年代中期，加拿大小镇Dauphin成为这一重大试点政策——最低收入政策的首个尝试者。该政策旨在确定最低收入保障是否会成为阻碍人们工作的诱因。在为期五年的试点中，只发现2组人群的工作时间减少：青少年（因为他们没有供养家庭的压力）和初为人母的妇女（因为她们想有更多的时间陪护孩子）。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发现。正如预期的那样，贫困消失了。出乎意料的是，住院率，尤其是与精神健康和意外事故和伤害有关的入院率在下降。高中毕业率在上升，这表明如果一个有保障的年收入计划在社会上得到广泛实施，可能会在社区层面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和社会成果。
芬兰将于2017年开始实施一个为期两年的试点项目。该项目将是迄今为止在发达国家实施的有关基本收入计划最为严格的测试项目。芬兰中右翼政府已经设立了200亿欧元以支持该试点项目就各种模式开展研究，包括一份完整的基本收入计划，它将取代大多数的、经过经济情况调查后而发放的福利项目（部分基本收入计划）以及负所得税措施（即人们能挣得更多收入时，其所获福利将会减少）。
在任何时候，当我提到无业未来时，我绝不是指在将来没有任何工作。我只是认为我们将会步入具有更少全职工作（可能只剩下数千万岗位）的时代。到那时，剩下的工作要么薪酬很高且具有保障，要么属于不定期的兼职工作，并且大部分工作是根据人的主动性、创造力和能力来开展，而不是那些简单重复的操作。现行的社会契约关系将会把第二类工人置于不利境地。
我对基本收入计划的支持，源于我相信我们必须从收入缺乏这一贫困问题的核心来应对贫困，而不是去解决其贫困问题的症状。此外，随着重大的技术进步，更多中产阶级的工作岗位也在消失，这就需要新的全民支持的新体系产生。如缺少好的工作岗位以及令人满意的工作，则下一代就会渴望营造一种远离贫困和低收入工作的生活，我们应该努力向他们提供这种机会。
本文摘录自《提高下限：全民基本收入计划如何能够恢复我们的经济并重建美国梦》( ‘Raising the Floor: How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can renew our economy and rebuild the American dream’, )，作者：Andy Stern，将由公共事务出版社于2016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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