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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冠肺炎疫情到气候变化，这些当今席卷世界的巨大挑战凸显出人、地球和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在制定重振全球增长和实现绿色、韧性和包容性发展的路径时，我们绝不能忽视这些相互联系。自然——或者说生物多样性和健康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是这一努力的核心，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往往严重依赖自然环境提供的服务，也最容易受到自然资源耗竭的影响。
值此国际社会齐聚蒙特利尔出席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COP15）之际，我们必须重申同时兼顾气候行动与投资自然的迫切需要。全球GDP的一半来自依赖生态系统的部门，包括农业、林业和渔业。三分之二的粮食作物至少部分依赖动物授粉。
但是这些重要的自然资产日益受到损害。近百万种动植物濒临灭绝，世界60%至70%的生态系统退化速度快于恢复速度。 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到2030年，即使只有少数生态系统服务出现崩溃，如动物授粉、来自海洋渔业的食物和原始森林的木材，低收入国家每年就可能损失约10%的GDP。
自然的丧失也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这两大危机相互叠加，可能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从而波及全球经济。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我们需要功能强大的、生机勃勃的森林和健康的海洋来吸收二氧化碳。
毫无疑问，自然对发展至关重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不仅对环境有益，也是释放经济机会的关键，有助于社区蓬勃兴旺。据估计，到2030年，转向更可持续的粮食生产、城市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能源生产方式，每年可带来高达10.1万亿美元的商机，创造3.95亿个就业机会。到2030年，仅海洋经济就有可能翻一番，达到3万亿美元。
为了在应对气候危机时更有效地应对自然的丧失，需要在多个层面更好地协调气候与自然环境目标：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对齐《生物多样性公约》（CBD）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雄心；在国家层面，通过更协调的国家自主贡献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及行动计划来体现这些雄心；在地方层面，通过投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比如有利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森林，与此同时为自然环境和当地社区带来长期利益。
成功的关键是采取全经济的方式，让中央政府、财政和行业部门都参与进来，支持开展改革解决市场、政策和制度失灵问题。政策激励的错配给自然环境的服务功能贴上了负面价格标签；政府每年至少花费8000亿美元用于可能对自然环境有害的财政支持。 环境政策往往与发展政策和战略脱节，虽然存在系统性风险，而且自然的丧失是多部门造成的，但环境政策的实施却可能由单一部门领导。
在COP-15上，各国将开会讨论并商定一套新的雄心勃勃的全球目标，即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该框架有可能激励向这种全经济的模式转变。 该框架具有广泛的目标，为解决自然丧失、气候变化和污染这三重环境危机提供一个契机，同时也有助于减贫。必须填补知识和方法上的空白，掌握数据、工具和衡量标准，以便整合各部门并量化行动的收益。
作为这些努力的一部分，我们都必须做出更大努力来弥补资金缺口，估计在未来10年这一缺口每年将达7000亿美元。引入更多更好的私人融资尤为重要。我们需要采取一种整体方法，包括融资绿色化——将资金从对自然有负面影响的项目转向对自然有积极影响的项目，以及绿色融资——释放对保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自然的投资。
世界银行集团支持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将自然、气候与发展纳入政策和决策，包括通过直接投资物种和自然栖息地保护项目，并支持林业、渔业和农业等依赖自然资本的生计。
作为世界最大的生物多样性多边融资机构，世行提供一系列促进绿色投资的金融服务和工具。例如，塞舌尔在世行支持下发行了首只支持可持续海洋和渔业项目的主权蓝色债券。该银行还推出了 1.5 亿美元的“犀牛债券”，这是首创的金融工具，与明确的保护目标挂钩，引导私营部门投资保护南非的黑犀牛。
PROBLUE是一个由14个捐助方支持、由世行主办的多捐助方信托基金，自2018年以来已提供近1亿美元的赠款资金，为西非和东亚各国释放了40亿美元的世行融资。世行还与各国合作，使全球融资更具可持续性。例如，世行支持的自然相关信息披露工作组寻求增强透明度，以帮助将对自然环境的考虑纳入财务决策。
鉴于贫困、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防止进一步的自然丧失不仅是应该做的事情，而且具有良好的经济和发展意义。我们必须继续扩大对保护自然和更加可持续的生产的投资。未来发展取决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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