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正导致贫困和不平等程度上升（《全球经济展望》），进一步增强了重视包容、可持续经济复苏的必要性。对于突然间丧失大自然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的地方社区，支持野生动物保护变得困难得多。联合国制定的《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是朝着“与自然和谐共处”这一2050年愿景迈出的关键一步，但难以忽视的真相是，大自然特别是野生动物可能很难以共处，全球解决方案未必总能转化为地方层面行动。
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冲突表现为多种形态和形式，目前最剧烈的形式是疾病从动物传染给人，源于蝙蝠的“非典”病毒便是其中一例。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土地和保护区相关纠纷、物种可持续利用以及森林砍伐等都是冲突实例，也是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直接负面遭遇。其中，后者通常被称为人与野生动物冲突，它们往往很复杂且难以解决。
人与野生动物互动引发的疾病爆发由来已久，但随着人口增长和相关变化增多，此类爆发如今正以比过去快得多的速度增加，因为人口增长和变化增多增加了野生动物与人的接触，加剧了病原体的出现。除非我们更擅于主动应对这些冲突，否则保护生物多样性所需的日常费用在某些情况下将远超保护所产生的效益。在南半球，住在距旨在保护众多物种的保护区最近地方的居民属最边缘化人口，他们能够把生物多样性转化为实实在在收益的可能性最小。此类人与野生动物相互近距离共处的情形会引发冲突——此类冲突如得不到解决，便会加剧并发展为怨恨、不接触、利益相关者两极分化以及最终的对自然和环境支持的广泛缺乏。
那么，我们在谈论生物多样性可带来实实在在效益时，我们具体指什么？野生动物带来的效益一般以两种形式呈现：一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二是文化价值效益。每当社区获得某种经济回报，例如从旅游业收入中分得部分回报或从可持续利用型生计中获得回报，社区居民就有很充分的理由接受甚至鼓励野生动物在附近地方活动。这种说法已被用于说服政府腾出资源，用于保护区管理。然而，正如此次疫情告诉我们的那样，在诸如游客不再到访保护区而致收入萎缩等情况下，经济效益也有可能很快消失。
因此，单纯把生物多样性带来的效益同直接收入挂钩的做法很危险，也不足以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诸如生态系统服务、野生动物的文化、精神或福利价值等其它效益应当得到展示。在经济形势迅速恶化情况下，在感恩大自然、受保护空间以及某些动植物物种方面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社区不太可能将其与自然界互动的传统方式转变为更具破坏性的方式。
不过，在面临社会变革带来的压力和潜在冲突不得到处理等情况下，即便是野生动物的文化价值也有可能消失。因此，管理冲突和培育对大自然自身价值的认同感极其重要。因住在保护区附近或与野生动物近距离共处而反复造成的负面影响会伤及人们支持并参与实施大自然导向型解决方案的意愿，因此消除与野生动物近距离共处而产生代价的风险很有必要。
业内人士和政府部门应如何配合才能在不过度依赖经济效益情况下解决生物多样性相关冲突？
- 弄清潜在社会和发展问题：大多数生物多样性相关冲突的根源在于历史上的紧张关系、社会变革、不平等以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分裂。没有两类相同的冲突，但几乎所有冲突的现状根源都远深于其历史根源，通常因过去未能成功处理好之前发生的事件而不断加剧，从而导致相关各方之间日益严重的分裂。举例说，土地权属制度不明晰可能会使社区失去对野生动物的所有权、管理权和使用权。此类前后关联的问题有可能严重伤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努力。在这方面，敏感性和专业性社区参与模式 至关重要。
- 加大努力，培育大自然的文化和社会价值：文化和社会传统上对生物多样性感恩的极其重要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通过投资于环保意识宣传教育、培育协作决策精神、鼓励并支持开展生物多样性相关文化庆祝活动以及弘扬传统知识等举措，即可树立或培育对大自然价值的认同感。印度与鳄鱼或亚洲狮共处的案例表明，此类具有文化影响力的社区主导型野生动物保护是有可能做到的，也是应当予以积极支持的一笔遗产。
- 投资于培养冲突解决技能：在当前社区从野生动物和大自然所获直接经济回报日益减少的空前形势下，大多数野生动物保护人员和机构都欠缺冲突解决技能和能力。冲突管理需要调解专家和冲突谈判专家的专业支持——不论是野生动物和保护区相关冲突管理，还是其它环境问题相关冲突管理，都是如此。我们需要更加擅于找出解决此类更深层次问题的持久性方案。
鉴于全世界正遭受新冠疫情所致经济损失，当前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范畴内处理冲突比史上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在处理冲突过程中，我们也要认识到，与野生动物共享空间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是未来新发疾病预防行动的关键组成部分。
如采用“一如既往”模式处理此类冲突，未必有可能助力我们更进一步迈向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中设定的 “与自然和谐相处”愿景。更深入了解处理冲突所需采取的行动、与生物多样性共处以及从生物多样性受益的意义，将是我们今后面临的一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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