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可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个人层面上,人为什么会做其所做,想其所想,从本质上说是个人的事,甚至是隐私。但总的来说,人的思想、感受和行为塑造了当前和未来的事件。
人们很容易回避分析或讨论政治经济学,因为担心引起不必要的争议。但对于气候政策制定者来说,这种立场不成立,过去十年的成功与失败就是证明。
世界各国围绕《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团结起来,承诺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2摄氏度以内,并努力将其限制在高1.5摄氏度以内。 占全球排放量76%的70多个国家已承诺努力实现净零排放。与此同时,低碳技术的成本下降了,能力也提高了。
如果人纯粹是由科学和经济学推动的,那么气候危机到现在就已经解决了一半。但是,正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最新报告所明确指出的,事实并非如此。更重要的是,除非对政治经济学像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和经济学一样给予充分考虑,否则气候危机就无法解决。
当我们纵观世界各地的气候成功案例时,很容易把关注点放在政策的实质内容上,无论是气候智能型农业、可再生能源还是绿色建筑规范。这无疑是有益的,但同样有益的是剥离细节以揭示出成功政策的基本特征。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被迫重新评估那些被认为是可行的政策。
正如《触手可及:脱碳的政治经济学》报告所指出的,克服政治经济障碍是有可能的。然而,它确实要求政策制定者采取某些做法 。
首先,要认识到政治经济学不是一种可以驾驭的静态力量,而是一种不断演变的动态关系。事实上,政策制定者有能力通过做一些事情来逐步建立支持,从战略上塑造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方式。
政治家们通过有意识地选择战场和言论来改变民众的想法,从而为他们想做的事情建立支持。政策制定者还可以通过有意识地推进会受到大多数人(如果不是所有人)欢迎的政策,以弥合可行之策与必要之策之间的差距,这反过来又有助于采取进一步行动。俗话说,“新政策创造新政治”。
其次,充分考虑真正能够激励民众的因素。民众是否愿意接受气候政策,并非纯粹出于对极端气候影响的恐惧,或者他们个人是否受益。 甚至在有些情况下,特定气候政策的直接受益者仍然持反对态度,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政策不公平或不合法。
有时,推动个人对气候行动的看法的主要因素不是他们的预算,而是他们的信念。是的,政策制定者需要掌握确凿数据来明确地评估成本和收益落在何处。但是必须承认,这只是等式的一半。
第三,拥抱实用主义。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随着科学越来越令人沮丧,而时间越来越紧迫,在认为适当的政策应对问题上很容易变得更加强硬。要抑制这种冲动,它只会关上大门。相反,在如何实现气候目标方面要增强灵活性,要明白这样做会打开而不是关闭更多的大门。
在实践中,政策制定者需要更多地考虑政策的反对者——既要考虑他们反对的理由,也要考虑他们拖延或搞垮行动的能量。搞清楚他们反对的依据,不要假设,给他们让出空间。
减排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本报告提出的建议并不是要放慢变革速度,恰恰相反。通过从可行之策入手,政策制定者可以创造势头,帮助催化新技术、新经济和新政治,使加快变革步伐成为可能。
绕过政治经济障碍是很难的。人们更容易相信只要民众了解了气候变化的科学道理,他们就会支持减排工作。或者说,如果民众从气候政策中受益,他们就会支持该政策。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正确的,但还远远不够。
知道已经取得了哪些成就,了解未竟事宜的紧迫性,政策制定者就需要支持考虑到人性悖论的、动态的气候行动,最重要的是讲求务实。未来十年及以后气候行动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政策制定者能否利用自身力量不仅塑造经济和技术命运,也塑造政治经济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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