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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债务危机都是以相关警告被无视开始，以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等重要投资受到严重制约而告终。债务危机往往引发内乱，造成政府垮台，给国家的增长前景带来久久不能消除的影响。
新冠大流行爆发后，全球债务激增。今天，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当中有58%已经处于债务困境或很可能出现债务困境，而且这种危险也正在向中等收入国家蔓延。高通胀、利率上升、增长放缓——这些因素为爆发1980年代初那种席卷发展中经济体的金融危机提供了温床。
但是，如果危机到来，把责任完全归咎于新冠疫情将是错误的。危机的种子早在疫情之前就已播下。从一个包含65个发展中国家的样本来看，从2011至2019年，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平均上升18个百分点——有的国家增幅还远远高出这个水平。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上升27个百分点。
是什么推动了疫情之前的债务积累呢？我们需要明确这一点：导致债务的不是政府无法预见的经济意外，而是糟糕的政策。
我们对65个发展中经济体债务可持续性的分析表明，连年出现基本赤字是驱动这些国家公共债务上升的最主要因素。它们就是支出无节制，不能量入为出。2011到2019年公共债务占GDP比重的增长中由基本赤字导致的部分，这65个经济体的中位数是惊人的14%。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一比例为18%，但南亚只略高于5%。
这个问题在非洲尤为突出。证据表明，非洲国家保持很高的基本赤字不是为了开展生产性长期投资，而只是为了支付眼下的账单。他们为支付公共部门人员工资而举借的债务远远高于为了修建道路、学校和工厂而承担的债务。我们样本中包括的33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经常性支出与资本投资的比率接近三比一。
这种状况完全无助于提高偿债能力。而且这些国家也没有选择成本较低的借款途径——比如从提供优惠利率的多边贷款机构那里举债。2010年，多边贷款机构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政府债务和政府担保债务中占的份额是56%；而到2019年，这一份额降到了45%。2010年，来自巴黎俱乐部债权人的贷款占这些国家债务的18%；到2019年只有8%。另一方面，它们从中国和商业债权人那里获得的贷款所占份额在此期间几乎翻了三倍，分别从6%提高到16%、从8%提高到24%。
在实体经济保持有力增长的情况下，债务风险一直被掩盖。经济增长缓解了公共债务的积累：我们的数据显示，从2011年到2019年，经通胀调整的经济增长使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少增长12个百分点。但现在形势正走向相反方向：预计发展中经济体2022年增长率只有3.4%，是2021年的一半。随着各国为应对通胀而大幅提高利率，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很可能继续保持疲软。
政策制定者现在必须采纳所谓“挖坑第一定律”了：如果你已在坑里，就不要继续挖，因为会越挖越深。现在采取好的政策还是可以修补很多损害：
大力推动增长。摆脱债务陷阱的最好途径是经济增长。改善营商环境和资源配置，促进健康的市场竞争——这类措施是促进生产力增长的根本性政策行动。各国政府应利用这场危机来加快开展关键的结构性改革。
加快财政改革。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和堵住税收漏洞是一个良好开端，但政府还应该通过有助于支持而非阻碍长期增长的措施来扩大税基。这方面可以重点针对那些损害可持续增长和公共健康的活动——比如对烟草消费和碳排放征税，同时减少对生产活动征税。可以通过提高税收制度的公平性来改进税务合规。如果政府能够改善债务管理程序和公共支出，同时强化缔结债务合同的法律环境，就可以逐步消除债务积压。
加快债务重组。许多现在已经面临困难的国家在得不到外界帮助的情况下会陷入困境。国际社会必须加强旨在推动债务重组的全球倡议，以便向这些国家提供帮助。政策制定者应探讨一切可能，鼓励各类债权人（双边、商业和多边债权人）迅速达成协议，向过度负债的国家提供救济。
危机也会带来机会。在当前重重交叠的危机中，政府可以为建设更加稳定和繁荣的未来播下种子。这个机会不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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