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دومينيك تشافيز / البنك الدولي
世界银行帮助各国控制腐败的承诺回溯到1996年詹姆斯·沃尔芬森发表的《腐败的毒瘤》讲话。这是首次一位世界银行行长如此突出强调这个问题，并将其置于世行的议程之上。
从那时以来发生了很多事情。1996年只有22个国家有《信息权法》，如今已有123个国家拥有此项法律。当时公开数据革命尚未开始，大多数国家也没有支持数据公开的技术，或者对此表明支持态度。《经合组织反贿赂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当时尚在酝酿还未通过。《采掘业透明度倡议》等其他相关文件已出台，并从那时以来逐渐成熟。行为经济学在当时尚未获得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承认。没人听说过GovTech（政府技术局），“开放政府合作伙伴”也还没建立。非法金融流动和电子采购等词汇还未普及，巴拿马文件和卢安达解密都是后来发生的事。也没人听说过新冠肺炎。
解决腐败问题不仅能节省资金，阻止不良行为，也有助于实现广泛的发展目标。想想腐败能以多少种方式破坏人力资本发展：教育系统的“幽灵员工”、校餐合同回扣和学位造假削弱了教育相关支出的效果。药品或医疗设备采购中的贿赂与欺诈可能降低婴幼儿存活率，抑制儿童发育成长的能力。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警腐败可能导致道路安全问题，削弱人力资本，减少获得机会的可能性。
“腐败在过去二十年不断演变，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不断演变。我们的方式方法也在不断演变。”
世界银行控制腐败的方式需要与时俱进。我们应当采取哪些不同的方式？《反腐败举措：重申对发展优先事项的承诺》报告概述了一种方式，围绕以下五项举措。
- 全球规范和标准对于制定政策和确保政府采取行动至关重要。世界银行的全球视角可以有所助益。对腐败行为定罪和增强透明度方面取得的进展体现出标准的价值。进一步统一受益所有人透明度、利益冲突管理及其它领域的做法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吗？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监测进展？“全球标准与监测”举措提出一些须关注的领域。
- 腐败往往是交易性的，但也嵌入到网络中，使竞争环境向有利于政治精英和关联企业的方向倾斜。鉴于我们已掌握了有关权力、政治、商业和腐败的知识，我们能够采取更多措施来解决“国家俘获”问题吗？“权力与金钱”举措针对这一挑战。
- 透明度有其自身价值。信息获取是一项基本人权。我们如何能够利用新技术来分析海量数据找出我们通常注意不到的模式、更好地与利益相关方合作进行监督问责、提高服务的响应性与公平性？“高清晰透明度”举措支持应对这些挑战的努力。
- 腐败以各种形式出现，其形式可能具有系统性差异。例如，控制海关庇护网络要求采取的做法不同于国有企业挪用公款或者法院腐败所需要的做法。早在13年前，《腐败的多面性》就已提出分部门的具体做法。“基于部门的方式”将更新我们的研究，反映出技术和思路的变化。
- “滥用公职谋取个人利益”的普遍定义投射出一个孤独的人做错事的形象。但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得到银行家、律师和会计的帮助，有时是在离岸司法管辖区和发达经济体的金融中心。对于企业和个人的行为该怎么办呢？“解决辅助者问题”举措提出了在为腐败提供便利的职业和地点能够采取哪些做法，利用围绕行贿和受贿双方的固有的社会规范。
我们将在系列博文中进一步阐述以上各项举措。腐败在过去二十年不断演变，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不断演变。我们的方式方法也在不断演变，以反映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全球性和本地挑战，以及技术、行为和政治科学洞见带来的新机遇、注重规范与标准的不断成长的国际社会以及伙伴关系。我们的论文反映出这些新现实，并提出一个路线图，与政府、国际伙伴机构及公民社会密切合作，从新方向反腐败，并重申控制腐败是一项发展优先重点。
本文为《反腐败举措：重申对发展优先事项的承诺》系列博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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