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发展目标，决策者需要重启生产率增长

劳动生产率，即，每个工人的人均产出， 显然是持续人均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而后者又是减贫的主要推动力。经过历时十年的普遍下降之后，新冠肺炎大流行有可能进一步抑制生产率增长，这应成为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我们在疫后复苏和重建时应加大努力实现发展目标。

生产率增长对提高生活水平的重要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世界银行新报告《全球生产率：趋势、推动力与政策》显示， 1980-2015年期间达到最快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年均极端贫困率降幅超过一个百分点，而在同期生产率增速较低的国家贫困率则出现上升。

虽然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生产率差距仍然很大，但1990-2015年期间极贫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从36%下降到10%，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说明较贫困经济体实现了生产率与收入双增长。

令人遗憾的是，过去数十年推动生产率增长的许多因素近年来逐渐消退。全球生产率增长在2007年达到峰值。在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经历了数十年来幅度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和最同步的生产率增长下滑，使其在追赶发达经济体中来之不易的成果面临丧失的风险。而现在，新冠肺炎大流行造成的全球冲击则有可能进一步阻碍生产率增长。

管理新冠肺炎大流行带来的巨大的卫生和经济挑战是当务之急。但在政府决策者考虑经济复苏与重建时，重启生产率增长应在他们收复失地的待办清单上成为一个优先事项。为了制定未来的方针，必须全面审视生产率的演变过程，了解有哪些推动因素，在目前环境中存在哪些政策选择。

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过去四十年采取的生产率措施的研究显示，将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行业重新配置到生产率较高的行业，比如将就业从低价值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由此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最终会顺其自然。此外，教育程度稳定和全球供应链增长停滞一直是影响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经济多元化、城市化和创新趋于平缓或下降也起了一定作用。在此之上再加上一系列的不利冲击，包括最近的新冠肺炎疫情。自然灾害变得更为普遍。仅在本世纪内，在新冠肺炎之前还爆发了非典、埃博拉、寨卡等流行病，而战争和武装冲突也造成了破坏。

目前，新冠肺炎大流行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放大阻碍生产率增长的力量。在疫情持续多长时间和疫情后将出现什么样的新经贸格局均不确定的情况下，对推动生产率增长具有核心作用的投资与贸易可能会逐渐减少。对于许多青少年来说，学业损失将会造成人力资本积累的倒退。旅行限制可能延缓向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和行业转移的速度。

“加速技术采用，将数字技术融入制造业、金融业和教育，加强供应链的韧性，都是大流行带来的影响反而可能激发生产率增长的方式。”

在寻求针对所面临挑战的解决方案时也有可能催生提振生产率的机会。加速技术采用，将数字技术融入制造业、金融业和教育，加强供应链的韧性，都是大流行带来的影响反而可能激发生产率增长的方式。

即使如此，政府决策者必须确保在这些领域取得的任何成果都得到均衡分配，任何技术相关的劳动力市场变动都通过培训和社会保护方式加以管理。同样，政府投资普及互联网接入，有助于扩大优质在线教育和培训的覆盖面。劳动者的教育水平越高，被自动化替代的可能性就越小。

大环境要求我们考虑如何在疫情消退后恢复或提振生产率增长。一些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在缩小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生产率差距方面尤为成功。他们具有一些共同特点：强大的教育基础、制度实力和多元化的生产结构。

展望未来，各大地区的政策优先重点会有不同。比如，促进投资的政策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尤为重要，因为存在巨大的基础设施差距，在拉美加勒比地区亦然，因为投资疲软或萎缩。提高教育程度的举措也有助于促进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生产率提高。

“大流行对生产率构成威胁，需要采取紧急政策行动来制止其下滑。”

经济多元化可能是主要依赖能源金属生产的地区提高生产率的关键，比如欧洲中亚、拉美加勒比、中东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区。

加强东亚太平洋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减少欧洲中亚地区的国家所有权，修订拉美加勒比地区刻板的劳动法规，都有助于促进重振技术采用与创新的政策。

在各大地区，减少贸易壁垒，进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也可以促进企业层面的生产率提高。此外，鉴于未来数月可能出现金融压力，债务与投资透明度对于实现良好的发展结果至关重要。

鉴于农业在许多低收入国家的普遍作用和低生产率水平，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土地财产权益提振农业生产率也会带来重要回报。

生产率增长放缓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多方面的解决办法。大流行对生产率构成威胁，需要采取紧急政策行动来制止其下滑。如果要想取得消除贫困的成果，那么即使是在应对新冠肺炎冲击的情况下，我们也必须找到重振生产率增长的途径，以实现可持续、均衡和公平的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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