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世界共有2.5亿左右移民居住在其出生国之外，他们约占全球总人口3.5%。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全球面临人口移居危机，但这一比例自“二战”以来保持稳定，并且大大低于国际贸易、资本流动、旅游业等全球化其它要素的增长比例。更为直观的统计数字是全球难民数量（1500万左右）占全球迁移总人口6%，仅占全球总人口0.2%。换言之，我们可以把全球所有难民安置在一座总面积为5000平方公里的城市。这一面积大致与伊斯坦布尔、伦敦或巴黎大都市区面积相当，可绰绰有余地安置所有难民。

人们认为全球面临这一危机的原因有二：一是移民尤其是难民高度集中。十个左右目的地国接收的移民和难民占全世界入境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二。其中，难民更为集中在这些目的地国，其中逾80%生活在其邻国。尽管人口移居的受益者往往较为沉默，但在遭受负面影响的地区工作和生活的受益者则勇于表达意见。二是在事情变得棘手和经济危机爆发情况下，肤色和种族不同且无投票权的人们很容易成为指责对象。即便缺乏证据，但大萧条却遗憾地为把失业、高失业率以及财政赤字等问题归咎于移民提供了契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也倾向于忘记移民给我们带来的荣耀。三分之一以上的诺贝尔奖获奖者为移民。如若没有移民，巴塞罗那、曼联或世界杯卫冕冠军德国队等足球队都不会当前的辉煌。同谷歌和微软等知名高科技公司一样，旧经济时代的很多全球知名公司均由移民担任首席执行官，如麦当劳、百事、辉瑞（制药）等公司。
诸如 Chobani公司的Hamdi Ulukaya等移民企业家创办了数量创纪录的企业，创造了数以百万计就业岗位，因为他们掌握了承担风险的诀窍。毕竟，人口移居本身就是一种高风险行为。
  参阅： 全世界人才都移居到哪些国家？ 

除了科技、体育和商业等领域的这些超级明星之外，移民还改变了其居住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就不同技能水平和职业而言，他们填补了劳动力缺口；他们从事本土人不愿或无力从事的脏累工作，二战后德国的土耳其产业工人、美国加州的墨西哥雇农或海湾国家的菲律宾保姆就是如此。如果没有移民，很多经济行业就会消失，消费者和雇主就会“孤军奋战”，所有人的生活条件就会恶化。

我们还忘记了一点：人口移居并非一场零和博弈。我们似乎更多地关注代价，特别是数以百万计移民涌入本国情况下的代价：财政预算紧张、房屋租金上涨、学校拥挤不堪、本土人因难民愿意从事工作时间更长和工资更低的工作而失业。最为重要的是，仇外者露出了其丑恶嘴脸。然而，学术资料反复表明，移民能够对目的地国起到帮助作用，他们在适当政策环境下可产生总体上积极的影响。如配以合理的激励机制并提供适当机会，一切皆不能阻止赤贫移民群体中涌现出更多诺贝尔奖获奖者、超级球星以及全球知名企业家。就这方面而言，我们可以持续关注很多杰出人士从其祖籍国和移居国受益良多的案例。简言之，移民是带来效益还是带来负担取决于是否向其提供受教育和就业机会以及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最后，人口移居还具有人道主义和道德维度。土耳其语中“上帝的贵客”是我最喜欢的诸多短语之一，它彰显了安那托力亚人的最佳品质。叙利亚、阿富汗、海地或索马里的冲突硝烟散尽后，一些难民可选择留在土耳其，也可选择返回故里。我们当前的政策和行为将决定我们在未来将拥有何种公民或邻居。我们怎样才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记住并评判我们？我们今天的行动将会塑造我们今后数百年的特质。
 
我本人是个移民，在不同于我长大的文化中抚养着我的几个子女。我时常思念家乡，有时也感到我像买彩票中了大奖一样。我把自己看作是个由在不同地方的独特经历造就的全球公民，亲眼目睹了人口移居给人和社会带来的改变。我们虽无法避开改变，但我们却可通过自身努力创造好的改变。
 
本文全文刊登于 《福布斯》土耳其 100周年特刊。 Caglar Ozden与 Mathis Wagner合著的最新著作 《为谋求繁荣而迁移：全球人口移居与劳动力市场》将于数月后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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