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cent crises from the pandemic and the war on Ukraine, to energy prices and shortages, have caused an increased role of government, more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more competition with other societal needs for public funding.
治理就是筹集资源并将其用于生产性和负责任的公共用途。但近年来的危机——从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到能源价格及短缺——都要求政府发挥更大作用，增加政府支出，也更多地与其他社会需求争抢公共资金。从这些模式中可以看出，社会必须不断改善治理，以筹集更多的资源和应对不断增长的需求。
定义治理
最初，治理被非常宽泛地定义为“一个国家行使权力的传统和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定义显着扩大到涵盖更多方面，例如公民参与、脆弱性与冲突、包容性、气候变化和性别平等。如此宽泛的定义其挑战在于不易操作。很难想象一个项目在不侵犯民主自治的情况下改变政治进程，而要想影响塑造经济行为的非正式规则就更难了。
在这篇博客中，我们主张对治理进行更狭义而又可行的定义，比如，治理是以透明和负责任的方式筹集和管理政府收入以满足公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的过程。这些需求以参与性和动态的方式来确定，其满足与否受到媒体和民间社会的持续监督。
应用于改革进程
在筹集和支出公共资金的同时强调透明度、问责制和公民参与的重要作用，据此所作的定义有益于改善筹集或使用资源的过程，反过来又可以使治理更加负责任。我们提供一些世界各地政府通过改进税收、工资单管理和公共采购流程来加强治理的案例。
在发展中国家，通过传统税收获得的收入甚少，因为大部分经济活动是在非正规经济中进行的。无人机等新技术可通过记录财产和征收地方财产税，或通过利用电子发票系统，用以帮助扩大税基。 例如，墨西哥在2011年实行了电子发票，使得税收占GDP的比重从2010年的9.4%增加到2012年的10.4%。2004年，格鲁吉亚扩大了电子服务的使用范围，从而简化了对纳税人的要求，减少了税务官员与纳税人面对面交流的必要性。结果，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2%飙升至25%。在2000年代，印度尼西亚设立了数个中等纳税人办公室（MTO），即工作人员与纳税人比率较高的税务办公室，以监督各地区大公司的税收征管。对于被分配到中等纳税人办公室的公司而言，与传统的初级纳税人办公室相比，其税收收入大幅增加了128%，而成本不到收入增长的1%。
使用公共资金的两条主要渠道之一是通过公共采购授予合同。在这一领域，近期的改革工作主要集中在建立电子采购平台方面。在2000年代，智利推出“ChileCompra”，推进了采购系统数字化，使得参与公共采购活动的中小企业数翻了一番，提高了效率，节省的资金约相当于采购额的3.5%或2.3亿美元。乌克兰推出了“Prozorro”平台，据估计节省资金可达采购额的10%。其他国家成功地将重点放在能力建设、改善公私关系、提高透明度和公平性以及降低成本方面。
使用公共资金的另一条重要渠道是医疗卫生、教育和安全服务业的人事管理，因为这些行业的预算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公共工资账单上。这一领域的改革措施包括追踪现有员工、控制和减少员工人数、改善薪酬政策、加强人力资源管理以及实施培训和能力建设计划等。成功地落实这些改革措施的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玻利维亚、保加利亚、埃塞俄比亚、印度和坦桑尼亚。
本文提出并通过上述三个例子加以说明的定义，使我们得以将治理项目定位在更宽泛的发展范畴内。
容易应用这一概念的一个领域是绿色经济。在向 2030 年净零目标迈进的过程中，必须花费大量公共和私人资金对能源、建筑、交通和农业等部门进行全面的结构调整。预估的资金需求远远超过各国政府目前的支出或迄今为止在有关《巴黎协定》的各种论坛上做出的承诺。治理在筹集和引导绿色公共投资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政府在引导更多私人资金方面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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