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恢复疫情前减贫速度对实现消除极端贫困目标是不够的

然而，在之后的2014至2019年期间，减贫速度放缓至每年0.6个百分点，降至30年来的最低速度（图2）。在2015年之前的5年中，贫困率平均每年至少下降一个百分点，但1995-2000年除外，在此期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全球贫困率连续两年（1996-1998年）不降反升。从数学角度来讲，在贫困率较低的情况下，保持减贫速度的难度更大。但这并不是导致趋势变化的根本原因。减贫进展放缓的主要原因是，极端贫困日益向人均收入增速较低的地区集中。

图2： 全球贫困率的年度变化，按时期分列 

进展不平衡

在1990至2014年期间，东亚太平洋和南亚两大地区占全球减贫人数的大部分。在东亚太平洋地区，极贫人口从1990年的66%降至2014年的4%。在南亚地区，贫困率从1990年的50%降至2014年的18%。到2014年，这两大地区在全球极贫人口中的占比大为缩小。相比之下，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贫困率下降速度要慢得多：从1990年的60%降至2014年的38%。 

在2014年之后，南亚地区是唯一在全球贫困人口占比较大且持续大幅减贫的地区。从2014至2019年的五年间，该地区将极贫率降低一半，降至9%。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随着GDP增长放缓和人口持续快速增长，贫困率仅下降3个百分点，降至35%。

因此，201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全球极贫人口中的占比达到60%，即全球6.48亿极贫人口中的3.89亿生活在该地区，比1990年仅13%的占比高出了6倍（图3）。 

图3：全球贫困人口的地区分布，1990-2019 

这对于实现消除全球极端贫困目标意味着什么？

这些地区性趋势对我们能否实现到2030年消除全球贫困的首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或者到2030年将全球极端贫困率降至3%以下的世界银行集团目标都具有重要意义。2019年之后的估算采用了Mahler ⓡ Yonzan ⓡ Lakner (2022)的2020年数据以及《全球经济展望》对2021至2024年的增长预测（参见原文）。2024年之后的贫困率预测是采用每个国家2010-2019年期间的历史平均增长率为依据（详见《2022年贫困与共享繁荣报告》）。 

我们估计，到2030年大部分地区的贫困人口占比将降至3%以下，但由于数据不足对非洲地区的预测存在不确定性。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要想达到这一目标，该地区各国则需要以2010-2019年均增长率的8倍左右的速度增长。 

在更现实的情景下，我们预计到203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30%的人口仍将生活在极贫状况中，这就使2030年全球极贫率接近7%，相当于世界银行将贫困率降至3%目标的两倍多（图4）。

图4：2030年之前的极端贫困率预测 

应对脆弱性

造成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高贫困率的原因之一，是极端贫困与各国脆弱及受冲突影响状况之间的密切联系。全球只有10%的人口生活在脆弱及受冲突影响的地区，而这些国家却有40%的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 

根据2019年的数据，在有全球贫困监测数据可查的46个非洲国家中，有19个受到冲突及脆弱性的影响。其中包括该地区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该国在疫情爆发前的十年中减贫进展甚微，以及第二贫困的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该国半数以上人口在2019年生活在极端贫困中。 

脆弱性也导致中东北非地区贫困加剧。该地区的极端贫困率仍然相对较低，但却是唯一的一个自2014年以来贫困水平不断上升的地区，这主要是由脆弱及受冲突影响经济体的情况造成的。该地区的最新数据显示极贫率为7.5%，是2014年的3倍。不过，中东北非地区的估计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由于缺乏一些国家的近期调查数据，2019年该地区的数据覆盖率降至50%以下，使得我们无法公布整个地区的贫困估计。最新数据为2018年数据。 

由于我们生活在新冠疫情后经济复苏不平衡及其他危机的时期，及时和准确的数据对于评估减贫进展至关重要。撒哈拉以南非洲部分地区、特别是西非的数据可用性有所改善。但东非和南部非洲仍存在严重缺失。由于贫困仍然在向受冲突及脆弱性影响的国家进一步集中，加大了使用传统数据收集方法的挑战性，这个问题将影响到这十年的全球贫困状况监测工作。 

作者感谢英国政府通过追踪极端贫困数据与证据（DEEP）研究计划提供的财政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