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财政政策及其对女性的影响

政府利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进行收入再分配和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然而，税收和福利政策的设计可能对女性和男性产生不同的影响，尤其是在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占主导和家庭依靠社会转移支付的发展中经济体。当政策限制女性充分参与经济的积极性时，这不仅影响她们的福祉，还会导致整体经济增长率下降。

有一种新方法通过着眼于不同类型家庭的家庭结构来研究财政政策的这一维度。由于有关税收负担和转移支付在家庭内部分配情况的数据有限，因此理解财政政策对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影响具有挑战性。这种方法承认，家庭结构和经济特征会影响女性的劳动力参与和家庭照顾责任，以及她们缴纳的税款和享受的福利。 

图 1.按人口家庭类型划分的财政转移支付前和财政转移支付后的贫困率

^{资料来源：Buitrago Hernandez 等的著述，即将出版。}注：使用国家贫困线的人口贫困率。

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可以改善结果

社会转移支付是减少贫困、尤其是减少妇女贫困最有力的财政工具之一。如果设计得当，社会转移支付可以帮助低收入个人和照护人员，为弱势群体提供财务稳定。然而，许多转移支付系统并未惠及最需要的人群。例如，在越南，女性因照顾责任而面临最大时间限制的家庭从直接转移支付中受益较少[参见文末参考文献1]。在萨尔瓦多，即使在获得政府转移支付后，女性主导的家庭仍然更有可能继续处于贫困状态，这表明扩大覆盖面和提高精准度可以改善结果。

在秘鲁，虽然直接转移支付有助于减少贫困，特别是对有被抚养人的单身母亲，但这些积极影响往往被累退性的间接税所抵消（图 1）[参见文末参考文献2]。尽管增值税和销售税的设计是中性的，因为人人都支付相同的税率，但有可能给女性主导的家庭造成更大的负担，因为女性主导的家庭往往更贫困，并将更高比例的收入用于消费。针对贫困弱势群体的、在覆盖面、充足性和精准度方面更有效的转移支付可以补偿她们面临的税收负担。

结构性不平等如果不加以解决，就会被财政政策放大

个人所得税通常设计为累进税，即高收入者缴纳的税款占其收入的比例更高。虽然这在原则上是公平的，但不同的政策设计特点可能会影响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积极性，扩大男女收入差距。

例如，亚美尼亚采用统一的个人所得税率，双职工家庭缴纳的税款占其收入的比例最高，从直接转移支付中受益也最少，这可能对女性参与正规劳动力市场起到隐性抑制作用。对于有被抚养人的家庭来说，这种差距一直较高，因为家庭照顾责任限制了女性的工作机会。

图 2.按选定家庭类型划分的直接财政政策发生率 

^{资料来源：Montanes、Tuzman和Rodriguez-Chamussy的论著，即将出版。}注：使用国家贫困线的人口贫困率。

即使对看似积极的结果也需要进行谨慎的诠释。在乌拉圭，女性作为户主的单亲家庭的税负低于双职工家庭（图 2）[参见文末参考文献3]，但这部分反映出她们在非正规工作中占比过高和对赡养费等非应税收入的依赖。这也意味着她们的社保缴费较少，享受的退休福利也较少，从而使生命周期内的不平等现象长期存在。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能源补贴往往被用来通过降低电费进行家庭救助。然而，这种补贴的很大一部分收益并没有流向低收入家庭。在几内亚，女性主导的家庭从电费补贴中受益的可能性较小，主要原因是她们的通电率较低[参见文末参考文献4]。

展望未来：我们能做些什么？

财政制度影响着家庭关于工作、照顾责任和内部动态的决策，远远超出了其直接影响。各国政府在努力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必须解决结构性差距。通过考虑税收和转移支付根据家庭结构不同而对家庭产生的不同影响及其设计的激励作用，可以提高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一个经济体要想让妇女能够充分参与，就需要一个适合所有人的税收和福利制度，这也有助于促进更强劲、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作者衷心感谢减少贫困与不平等伞形基金（Umbrella Facility for Poverty and Equity）的捐助方为试点和扩大此项倡议提供资金支持。

参考文献

1. Rodriguez 和 Wai-Poi所著《2018-2022 年越南财政政策与公平：建立更公平的财政体制的基石》工作论文，即将发表。
2. Buitrago Hernandez、de la Flor、Rivera 和 Rubiano-Matulevich所著《不平等的负担，不平等的福利：将性别视角应用于秘鲁财政体制分析》工作论文，即将发表。
3. Rodriguez Chamussy, Tuzman和 Llovet所著《乌拉圭家庭性别相关类型直接财政干预的发生率分析》工作论文，即将发表。
4. Ouedraogo、Coulibaly、Koné 和 Koné所著《评估财政政策对几内亚性别差距的影响》工作论文，即将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