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权利都应得到承认

1996年，时任世界银行集团行长吉姆·沃尔芬森指出，必须向抗击贫困、饥饿和疾病一样抗击“腐败肿瘤”。尽管当时的研究表明，薄弱的公共制度和遭扭曲的经济政策可滋生腐败行为，但很多人认为腐败问题并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一问题最好由政府部门而非发展专家加以解决。

沃尔芬森所持论据不仅有说服力，而且相当简明：由于腐败使得资源从穷人流向富人，扭曲公共支出并阻碍外国投资者进入，增加企业运营成本，因此我们必须抗击腐败。此外，他还指出，腐败是阻碍健康、公平发展的一大障碍。鉴于当时对透明与问责的重视，抗击腐败和促进善治成为当时世行发展议程的一部分。近20年后，我们可能很难理解当时是何等重要的时刻。

如今，我们都知道在我们这一代人时间内是有可能终结极度贫困并促进共享繁荣的。但我们也知道，实现这两大目标是有难度的。要实现这两大目标，各国都应在每个发展领域付出最大努力，不论是在卫生、教育和能源等领域，还是在新推出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所涉及的其它任一领域，都是如此。在这17项目标中，衡量下一阶段发展情况的目标为第16项目标：该目标要求我们通过在各级建立“有效、可问责且包容的制度”，推动构建“公正、和平且包容的社会”。

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希望看到公平的公共管理，住进治安良好的社区，透明地获得司法服务。强有力的治理不仅有利于其自身，也是发展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治理与发展缺一不可。

在我们作为世界银行集团工作人员所开展的日常工作中，我们发现，制度质量与一国发展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联系。

长期的管理不当和腐败可挫伤公民积极性，削弱其对政府的信任。腐败可加重贫困，因为贫困人口为获得医疗和教育等服务更易遭受剥削和贿赂的伤害。腐败可对个人造成灾难性影响。人们如不能充分发挥其潜力，就会深陷贫困。这就是培育公民信任以促进包容性增长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

自从善治被纳入发展议程以来，我们总结出了大量经验，即便它们并非灵丹妙药。

例如，公开透明预算可改善发展效果。但此类预算要真正产生影响，公民就要参与其中：公民的需求必须在预算中加以体现，政策制定者必须要对公民负责。公民参与同正规问责机构对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一样重要。公开的预算过程可提升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果，同时还可以建立公民与政府间的互信关系。

例如在南非，公民社会团体对预算数据的有效使用，使得政府增加了支持儿童发展的拨款。

多项研究指出，参与式预算有助于取得发展成果，比如巴西婴儿死亡率降低、印度基本服务覆盖面扩大、墨西哥社会保护工程针对性增强等等。

另一个关键领域为公共采购。政府在开展大部分重点任务过程中，如建设道路和水库或向诊所提供药品、向学校提供书本等，通常涉及大笔财务交易。鉴于所涉金额巨大——一般占一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25%，采购过程中易滋生腐败。采购制度改革可节省资金，更快地交付服务，进而建立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提振公民积极性。

在突尼斯，世界银行与政府部门合作，建立了新型电子采购系统，采购合同交付比例因此在不到120天时间内从7%提高到40%。

有时，发展涉及的仅仅是对公民权利予以承认。与许多国家一样，孟加拉国公民没有合法身份证明文件，这使得他们难以开立银行账户、获得土地登记服务或接收社会救助款项。世行与孟加拉国政府合作，增加持有身份证公民的人数，其占比从11年前的10%左右提高到如今的近85%。目前，人们在无需办理耗时冗长的身份证明手续情况下即可获得相关服务。

第16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被成为“人的目标”。很高兴能够看到对抗击贫困如此重要的举措在其中得到体现：每个人的权利都应得到承认，得到公平对待；每个人都应对其国家的未来拥有话语权。

本文是《赫芬顿邮报》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工作组合作推出的系列征文中的一篇。系列征文主题为“哪些措施奏效：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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